政治离不开政治资金。以何种方式筹措政治资金,是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标尺。 例如,在民主发达国家,大多数政党或政治人物采取公开募捐的方式。 企业和个人也会向他们支持的人物或政党公开捐款。 然而,落后国家、尤其是威权主义国家筹措政治资金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不公开。 既不公开,又以权力所行的榨取、强制摊派,或企业主动献纳为主流,其中必然伴随强压与特权。 在自由党独裁日益猖狂的50年代末,围绕政治资金的把戏也愈演愈烈。 落后的政经勾结公然展开。仿佛在印证“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历史例证,各种手段被动员起来用于筹措政治资金。 特别是在58年5·2大选前,政经勾结更加肆无忌惮。 非公开手法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可举出所谓的联系资金与三白风波。 首先,名称都颇为离奇的联系资金究竟是什么? 经历6·25之后,韩国经济唯一的财源就是原料进口。 以出售援助物资所得的对充资金来充抵国防费和各类产业重建费。 然而在充抵了庞大的国防费之后,几乎没剩下可用于产业重建的钱。 为筹措不足的资金也曾发行产业国债,但需要获得国会同意,消化起来也十分繁琐。正当苦寻便利方法之时,出现了妙计。即在不经国会同意而用钱的办法下,产业银行在融资所需产业资金时先确定融资顺序,再由商业银行取得产业银行担保后到韩国银行办理再贴现。 作为国策银行的产业银行向国营企业或基干产业体提供融资,但自身只运作支付担保和管理账户,让商业银行以再贴现方式从韩国银行筹措所需资金,再贷给业者。 也就是说,产业银行只要选定自己想给的融资对象(企业)并提供支付担保,商业银行便可从韩国银行借钱贷给企业,然后坐收利息。产业银行可以向所需产业投资并进行管理,商业银行只需收取毫无坏账之忧的利息,可谓两全其美。 问题不在于这种政策资金筹措方式,而在于资金的用途。 大部分联系资金充当了政经勾结的下饭菜,被用作政治资金。 通过联系资金放贷后,近两三成被扣下作为政治资金。 正如“能办成的只有自由党一系的事业和报纸”这句流行语所显示的,执政党一系的业者迎来了黄金时期。 其代表性例子就是泰昌纺织。 泰昌纺织重建计划在临时首都釜山就已萌芽,但一直没有筹资办法,随着联系资金方式的形成,由产业银行正式启动。 泰昌的老板白乐承是代表性企业家,光复后李承晚回国时,他曾提供生活费;李承晚当上总统后,他亲手做好药食带到景武台进献,足见其对李承晚誓死效忠。 当事人被起用为部长 泰昌纺织(现邦林纺织)重建计划首先是要投入政府持有的500万美元,配备最新式的日本机器和系统。 工厂建筑的设计是完全没有窗户的无窗工厂,配备空调和自动湿度调节功能。 然而在着手建设工厂之时,泰昌纺织的社长白南一此前使用了过多高利私债,导致在筹措资金过程中经营困难加重。 产业银行得知此事后,向白氏特别融资10亿圜作为高利债整理资金。 而作为担保所收取的,仅仅是白氏的印章和票据本而已。 不仅是泰昌,其他纺织工厂也持续获得联系资金的支援资金投放。 不仅是纺织,制粉、食品、建设业等当时尚可一做的事业都刮起了联系资金之风。 朝鲜制粉(尹奭骏)和东立产业(咸昌熙)等制粉企业的支援资金,也是可与泰昌相媲美的破格规模。 随着58年5·2选举临近,当年2月至4月的三个月间向12家企业投放了总计39亿圜的联系资金。 其中近30%被扣作佣金,流入自由党和部分权力层的口袋。 在野党不会坐视不理。 在野党在5·2选举前主张,从联系资金中被扣作佣金的钱有8亿至10亿圜,并要求公开联系资金的实情。 然而自由党丝毫不为所动。不仅没有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反而将当时的产业银行总裁提拔起用为商工部长。 如果说联系资金是通过金融筹措政治资金的方式,那么三白风波则是动用各种制度性优惠来筹措政治资金的方式。 所谓三白,指的是当时构成事业主流的糖、原棉、面粉(或水泥)。 先看糖,关键在于从原糖中能提取多少精糖,即所谓的生产收率。这一生产收率以90%为正常,但政府却将其公告为68%。 本应按90%的精糖课税,却只课到68%的水平,等于减轻了相应的税负。 当然,这一差额自然是代替税款流入政治资金等权力手中。 在原棉变为白布、原麦变为面粉的过程中,也有类似的把戏在起作用,制造出政治资金。 水泥也是税制把戏的对象。 当时水泥的国内生产成本为每袋900圜,国际价格也与此相近。 然而以保护国内水泥产业为名,对进口水泥征收30%的保护关税。然后让国内产品以1200圜出售。 当时东洋水泥等水泥财阀迅速壮大的背景,自然有这种保护关税作挡风墙,而通过这一途径有巨额政治资金流入自由党也是理所当然。 谈自由党时期的政治资金来源,不能不提建设事业。 土建业者向自由党铺设了粗大的输送管,持续供应政治资金。 而政府则以政府工程的议价合同或串标投标来庇护他们。 还有以1000圜投标者 甚至公然流传这样的传闻:工程总价的三成事先被扣除缴作执政党政治资金,两成先作为利润收好,只用剩下的五成来施工。 大东工业、现代建设等所谓建设业界的自由党五人组独吞了政府工程。 他们之间既有串通,也不乏激烈的暗斗,由此产生了围绕政府工程的种种轶事。 例如57年汉江人行桥修复工程的预定价格为1亿2000万圜。 当时Hyundai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以预定价三分之一水平的4600万圜拿下了工程。 而Hyundai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的竞争对手兴和制作所(杨春先)竟以区区1000圜投标,在社会上引起话题。 当时的1000圜相当于从汉江工地到南大门的起步价出租车往返车费。 当时建设业界留下如此奇想天外的轶事,乘着战后重建和建设军需供应的繁荣一路成长,而每当奔驰的速度加快,就有钱撒向政治资金。不,与其说是撒出去,说成是被摊派更为准确。 当时供给政治资金的特权中,同样不能漏掉军需供应事业。 6·25之后,在国内需求和购买力极差的情况下,军需供应仍是颇有滋味的事业领域。 这也不奇怪,因为不论民间需求如何,由于6·25,大规模军事建设和国防费支出都极为庞大。 因此当时军需供应是最具吸引力的大宗需求方,是富矿脉。 军需供应以建设军需和劳务军需为主流,但食品、纤维、轮胎、收音机、肥皂等生活必需品企业也尝到了甜头。 The Century(崔圣模)、海太(闵厚植)、三养食品(全仲润)等在食品部门,大田皮革、东信化学、韩国轮胎等在军需部门打下根基,都属此类。 然而军需供应被特权化,成为军方与军需供应商、军需供应商与政治人物之间大小贿赂的纽带,杂音不断。 58年发生的脱毛肥皂事件是最臭名昭著的事例。 此外,还动用了种种卑劣手段,如利用军需美元的优惠,把市面上的黑市美元和宗教美元冒充为军需美元以获准挂钩进口,或介入走私品公卖来榨取政治资金。 这类政治资金在自由党末期愈演愈烈,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入了当时被称为西大门景武台的李起鹏家。 介入走私品公卖 李起鹏等当时自由党的实权人物,会把部分政治资金以无记名存款存入银行。 因此当4·19致使自由党崩溃时,有人一夜暴富。 因为李起鹏一家自杀后,他以无记名存款存放的无记名存折自然落到了替他跑腿的亲信手中。 权力的腐败最终推翻政权,这一历史教训正是自由党政权。 然而如今回头看,自由党政权下的政经勾结和政治资金筹措方式,其实还算古典而笨拙。 这是相对于此后第三共和国、第四共和国、第五共和国中出现的政经勾结既巧妙又与大规模特权勾结而言的。 特别是在第三共和国的借款经济时期,从数十亿美元外资中扣下的政治资金规模堪称天文数字,由此看来,自由党时期仍可评价为古典的。 〈特别采访组〉 ◇李炳浣(经济部记者) ◇李百万(同) ◇崔南洙(同) ◇崔元龙(社会部同) [照片] ◇汉江人行桥修复工程。预定价1亿2000万圜以3400余万圜中标,成为建设业界激烈竞争的对象。当时一家建设企业以区区1000圜投标此工程,在社会上引起话题。 [照片] ◇57年竣工的闻庆水泥厂。在高达30%的保护关税之下,水泥业界享受繁荣,催生了水泥财阀的崛起。 [照片] ◇曾是西大门景武台主人的自由党政权二号人物李起鹏,是掌控政治资金的核心人物。他死后,存放在银行的许多无记名存折落入亲信手中,让他们发了横财。
1991-12-03 | 서울경제
大河实录 韩国经济半世纪<47> 第二部“踏过废墟”<从停战到4·19> 干预利权…强制摊派…种种花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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