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11-19 | 李康秀

[投稿] 韩国经济现状与应对方向 李康秀 <韩国信用评价(株)代表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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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看待韩国经济状况的视角大致分为两种。一种认为现状并无重大问题,只要对成长的瓶颈部门进行补充性投资,持续增长即可实现,因此无需大幅转变政策方向。 另一种主张认为,韩国经济目前所经历的增长内容、通胀与国际收支恶化暴露出结构性问题,因此需要更根本的政策转向,以重新确立经济运营方向。 这两种看法可理解为:是把韩国经济的现阶段置于60年代以来至今的成长过程延长线上来理解,还是视为需要确立新方向的转型期。 在此,笔者基于以下理由,倾向于把韩国经济视为处于转型期。从经济发展过程来看,作为后发工业化过程的学习者,靠技术引进与低工资在世界市场立足的时期已经过去。从现在起,只能依靠自主技术开发与高品质与发达国家平等竞争,即被迫转型为所谓与先进国同行者。因此,为应对这种压力并提升经济实力,必须不断进行强化经济体质的重组,而为此民间部门的作用比政府更为迫切。此外还有国民意识的变化,如今正从总量概念的增长至上主义,转向在增长同时重视公平与生活质量的方向。 在这一转型阶段,韩国经济的课题可归纳为以下两点。一是动员以人力资源为核心的发展潜力,实现高技术、高效率经济并确保国际竞争力,从而参与世界市场;二是在增长率的内容上兼顾公平性与国民生活质量,推进经济发展。 然而人们常把高增长的实现与分配的均衡视为相互冲突。我国的资源几乎全部是人力资源,要最大限度动员这一资源的潜力,激励必不可少。所谓激励,正是指赋予竞争的公正性以及对成果的正当报偿机能。必须认识到,当这种激励得以赋予时,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潜力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并进而带动经济实力的强化。 在以上理解的前提下,提出应重点推进的事项。 (1)应将经济运营方式从支援、管制体制转向竞争体制。在迄今的开发过程中,韩国经济在政府强力主导下选定战略产业部门,通过支援—管制体制得以参与世界市场。 但如今价格竞争力正在消失,要在世界市场立足,迫切需要能够实现高技术、高效率经济的经济运营体制。笔者认为,除转向竞争体制之外别无他选。 政府不应干预民间经济部门及价格机制,应让市场机能决定个别企业与产业在世界市场的存亡。应放手让民间部门通过提升潜力与竞争力来解决问题。 为转向竞争体制,应更快实现政府各类支援与管制制度的大胆废除、停止价格管制、停止干预企业的行业选定、对垄断寡占等限制竞争因素的规制,以及经济政策层面的金融自由化等。 (2)大企业应推进行业专业化,培育作为世界市场主导企业之一参与竞争的实力。 大企业群若继续安于目前这种庞杂分散的经营体制,不仅会在世界市场落后,在国内市场也会因开放后外国企业产品的进入而地位削弱,这将直接导致韩国经济的削弱。 因此,为使各大企业群向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专业化,应出售各企业群目前拥有的其他企业,并将由此筹集的资金投入专业化企业。 不过在推进专业化时,行业选定应由政府自我节制干预,由企业自行选择为宜。若企业希望进入特定领域,则在允许的同时引导其出售非主力企业为妥。(3)是要名实相符地确立税制的作用。税制是民主社会的经济基本规则。近来议论较多的过度消费、房地产投机、收入与财富分配问题等,都可通过税收解决。试图以道德劝说、营造社会舆论或行政管制来解决的方式,容易只有一时之效。 当前课题是,在税制改革之前先实现税务行政的划时代改善。即哪怕只把现行制度切实执行,以阻止逃税。若对投机行为及非必要行业的税务行政得以彻底执行,对生产企业的活动也会带来极为积极的效果。即资金状况缓解、金融费用负担减轻、人力短缺缓解等。 (4)应通过推行均衡的总需求管理,为企业营造稳定的投资环境。频繁的各类大型活动所助长的消费性需求、优先顺序并不紧迫的投资需求、力求在特定期间内达成的特定需求等,这些需求从总需求角度看比重过大,若由此导致促进消费、刺激工资急升、材料价格上涨、物价上涨压力等,企业就难以在稳定计划下进行技术投资与设备投资。货币信用政策、利率政策也应在考虑这一脉络的前提下制定。 (5)是在各企业内确立劳资双方的利害共识体制。为此,雇主应如实、诚实地公布企业运营结果。这也是对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的受雇者极为当然的义务。 受雇者在确认企业运营结果被如实公开后,应据此争取自己应得的份额。并应在协助所属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同时,增加自身的份额。若只计较物价水平与经济增长率,而对所属企业的成果内容漠不关心,那与同归于尽无异。 近来世界经济在集团化的同时呈现急速变化。以这些集团化为轴,资本主义先进经济体主导,后发高增长国家紧随其后。韩国经济要在这两大群体的夹缝中跨过发达国家门槛,必须大胆清算迄今的思维与惯例。以我国国民所具备的基本潜力来看,相信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转型期课题定能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