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92年起将启动新的五年计划。自62年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已过去30年,如今已到实施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时候。 然而,像我们这样持续以五年为单位、规则性地切割时间来编制计划的国家,世上还有多少?在值得我们关注的国家中,似乎已不多见。 五年计划原本是计划经济最先开始使用的。但随着计划经济的破产,五年计划也一并退潮。不仅苏联如此,笔者8月中旬访问的波兰如今也不再编制五年计划。 当然,制定长期计划并非计划经济的专利。国家自不必说,个人或企业在开创新事业或筹划方案时,通常也会制定长期计划。 但像我们这样规则性地编制五年计划,究竟要一直延续到何时,却不加讨论就照旧推进,也不能说是正常的。即便继续编制五年计划,对其周期也理应重新检讨。 如今总统每五年更替一次,是五年单任制总统的时代。尽管如此,我们的五年计划周期却与总统任期无关地被制定,而对此几乎未见提出重大疑问,令人难以理解。 这次制定的第七个计划,以92年至96年间我国经济社会的课题为对象。然而按现行宪法,93年2月我们将迎来新总统就任,新政府随之成立。由于新就任总统的任期到98年2月,第七个计划期间实际上恰好覆盖了下一任总统任期中大部分的四年。 如今我们甚至还不知道谁会参选。明确的是,下一任总统是谁,将使政策方向发生巨大变化。 例如金融实名制何时实施,以及公平交易相关的农地制度如何修改等政策,都会大幅改变我国经济运行的面貌。总统当选人是谁,政策方向便有很大可能不同,而未吸纳其政策内容的长期计划,其意义自然要减半。 因此,不考虑这种变化可能性而制定的长期计划,等于以无论谁当总统、国家经济社会的政策方向都另行运作为前提。当然,无论谁当总统都必须解决的课题确实存在。但会发生变化的部分也极其庞大且众多,这同样是事实。这样看来,就不得不对像现在这样编制五年计划是否妥当提出疑问。朴正熙总统时期长期执政18年,因此按年度接续编制五年计划并无妨碍,甚至可说是理所当然。而第五共和国在81年得以最终完成第五个计划,结果上等于制定并执行了新的计划。加之总统任期为七年,现实政策与计划之间的脱节也基本不成问题。但第六共和国却处于执行第五共和国时期制定的第六个计划的状况,计划与现实政策恐怕未能很好契合。 如此看来,第六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应全面修订甚至干脆重新制定五年计划。那样便可事先审视盆唐等新城建设计划和200万户住宅建设计划的推进,会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何种影响。对第六共和国经济运营指出诸多问题的原因之一,或许也在于未能对新制定并执行的各项政策,切实走过一个综合检验的计划过程。 尽管如此,再次制定长期计划时,仍未检讨与总统任期的契合性,而是沿袭旧有方式编制第七个计划。围绕单任制总统任期,连一次明确的问题提出都没有,这绝非可以放过之事。像编制五年计划这样,无意识中照搬长期执政时代的制度或思路的做法,应逐一重新检讨并加以修正。 尤其应使制度与运作与单任制相称。应当制定反映下一任当选总统所提出的承诺与政策的五年计划。唯有如此,我们的总统选举才能形成真正体现政策对决意义的选举风气。 第七个计划无论内容多么妥当、编制多么完善,在计划期间将负责国政的总统尚未选出的情况下,预先确定该总统须负责执行的政策大纲并“以计划形式定案”的方式,并不妥当。对五年计划的周期与编制方式,必须有观念上的转变。
1991-11-12 | 姜慶植
[周二论坛] 五年单任制与五年计划 姜庆植(前财务部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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