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利益优先的多极化时代,为使韩国经济在经济战争中生存下来,并摆脱当前对日本经济的从属,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存在问题?如果存在问题,又应从哪个方向寻找改进之道?近来学界与政府部分人士就此展开了积极探讨。 就此而言,首先应当彻底把握国民经济运营的原理应是怎样的。我认为,当以探寻过去30年高速增长过程中形成的经济运营原理之源头为中心,从先进资本主义的成功或失败中提炼具有普遍性的原理,并以此为基础,按照韩国新的环境条件重构制度性"框架",此其时也。 例如,美国的多元主义市场体制前提是:理性经济主体之间利己心的冲突是健康的,并可从中获得整体利益;然而美国社会的现实却助长了贪欲与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并扩大了冲突的分裂性影响。结果,美国的经济政策在反映众多利益集团之间社会压力的均衡方面显示出优点,却暴露出对外竞争力不断丧失的缺点。 与此相对照,日本与德国所谓的组合主义市场体制,把利己心的冲突视为负面因素,为使冲突服从于合作,只选择性地把少数利益集团纳入政策决定过程。简而言之,组合主义是以自由竞争市场为中心,由国家依照统一性、秩序、民族主义与成功的原则来指导、管理和协调民营企业的经济制度。组合主义可分为政策决定主导权掌握在官僚机构手中的国家组合主义,以及由政府与社会伙伴共同决定的社会组合主义。 韩国的国民经济运营方式在60年代与70年代的开发年代属于国家组合主义。进入80年代后,经济自由主义成为经济政策的基本理念,但政府主导的法律与制度框架历经1987年的政治民主化,直至今日仍然残存。我认为,多元主义与国家组合主义并存所造成的混乱成本,正是以今日韩国经济国际竞争力丧失和贸易逆差的形式现实化了。政府在产业政策上未能推出明确的战略性措施,大企业则一味专注于争取政策支援的竞争。其结果是,我国经济未能以关照国家利益的责任感去追求创造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 从这一角度看,我认为韩国资本主义今后应追求的运营基本原则,既不是多元主义,也不是国家组合主义,而是德国式的社会组合主义。 德国在宪法中赋予全国性规模的行业团体准公共身份,并使其参与政策决定过程。行业团体以精细而中央集权化的方式把企业与政府连接起来,收集有关各产业部门的全面而准确的资料并履行预测职能,同时把在国际竞争中保护德国产业长期利益视为自身的政治责任,发挥着公共作用。 德国有组织的自由企业制度的优点在于,行业团体参与政策决定已被法制化(尽管在韩国的条件下仍易流于形式性程序)。而政府通过与高度组织化的行业团体保持紧密关系,可以间接推行产业政策。更进一步,由于各个企业按行业通过行业团体被组织为层级体系,各行业的投资协调与对外竞争力培育得以自律地实现。这可以使我国经济的课题——引导财阀集团以单个企业为单位经营并实现专业化——更容易推进。同时还有一个优点,即政府的经济政策可以准隔离于政治影响力之外。 当然也有缺点。政府在产业政策信息上会依赖行业团体,同时舆论也通过它们形成,行业团体的判断因而容易陷入短期视角。为弥补这一缺陷,需要能够超越利害关系、具备专业判断能力、并从长期视角思考经济社会基本问题的制度化学术咨询机构。在德国,经济咨询委员会、学术顾问委员会以及五大经济研究所被法制化,履行从上述视角对已实施政策作出判断并提供建议的职能。它们需要使相关团体与舆论信服,由此其政策建议不仅是对过去政策判断的评价,也起到指明未来方针的作用。我国在朴正熙总统时期也有过类似事例,如活用评价教授团与经济科学审议会议,但我认为,切实需要符合今日韩国社会的新制度安排。 另一方面,如德国或日本那样,有组织资本主义的核心构成要素是银行。德国的银行通过对企业外部资金筹措的市场支配力、对企业股票相当规模的直接持有以及委托投票权;日本的银行则通过承担企业集团的中枢作用,各自作为产业的扶助者,发挥阻止企业收购、促进企业专业化的产业守门人作用。 我认为,为应对开放化,我国金融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是德国与日本的金融制度。确立银行作为韩国产业扶助者与守门人的角色,对韩国式资本主义的先进本土化是必不可少的。 通过政府与行业团体、学术咨询机构、银行以及舆论机构的共同努力,实现政策决定体系的制度化,这正是能够凝聚国民能量的经济力量动员体制。我认为,以这一制度性"框架"运营国民经济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克服我国结构性经济危机的新模式,值得加以研究。
1991-11-06 | 金胤亨
[论坛]金胤亨(外大教授·经济学) 韩国式市场经济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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