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的混乱与经济的逆转现象,已在全面困局中走到百尺竿头、无路可退的死胡同。各种忧虑之声争鸣的结论是:出路在于民主政治的确立、社会矛盾的化解以及秩序、道德性、劳动勤勉性的恢复。此言不错。其中,劳动作为对人类基本生存权的义务与权利,是维系集团社会相互依存的核心。 因此,佛教称劳动为不幸,基督教甚至说不愿做工的人就不得吃饭。劳动价值说主张一切价值皆由劳动创造,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都以此为无异议的学说根本。即财富并非金或银,而是劳动的产物。所以,劳动被认作人类神圣不可侵犯的行动原理。在追求信息化、分工化的现代产业化进程中,劳动始终与经营嫁接咬合,如同一种共生形态。因此,劳动是企业活动的派生部分。由此,劳动法作为在企业活动中保护劳动的框架,其与经营的功能相互补充,既维持劳资双方的生命力,又在经营上升时发挥其威力。此外,劳动法在保护1100万劳动者之前,也是须保护4300万国民的国民法。这也可以说是承担保护劳动母体——企业这一角色的负担。 我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后,也打开了加入国际劳工组织的大门。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其目的是弘扬社会正义、改善劳动条件、同工同酬原则、结社自由等13项主力事业。另一个副产物是,地球村自由经济下依平等条件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精神铺在底层,其指向社会与劳动的平准化,这似乎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国际劳工组织以公约与建议为核心,以劳、资、政为主轴运作,是联合国专门机构中规模最大的机构。在加入国际劳工组织之前,劳资双方早已呈现尖锐对立。政府已决定将包括总额工资制、隔周六工作制、删除禁止工会政治活动等极为常识性的10项劳动法修订案,经党政协议会提交本届例会国会处理,但普遍看法认为仍不确定。 劳动问题发端于产业革命,源于试图修正初期资本主义下被放任的劳动者所承受的从属关系中不利矛盾的努力,进而形成保护劳动权益的规制。劳动者与经营者利害各异,却如二人三足般在企业中活动;双方虽都期望均衡,但负担与利益的分配却各自为己、互不相让。总论一致而分论各异,这就是我们的劳资问题。发达国家的劳资惯例是通过对立、斗争、妥协、合意,在相互合作中加以解决。我们做不到这一点,这不正是今日的困局吗?去年美国的国际劳工组织报告指出,通过妥协所得,在质与量上均大于通过斗争所得。遗憾的是,我们常常看到吞噬劳动的极端劳动运动。我们需要的是勤勉而合作的劳动者,而非一味斗争的劳动者。 我国的劳动相关法,自美军政时期、1948年制宪法以来,一直不断修订。共有个别性8部、集体性4部劳动相关法。核心是劳动基准法、工会法、劳动争议调整法。其中劳动基准法制定于1953年,令人怀疑那是否是当时商业社会下学者们以脱离现实的逻辑、假想消费是美德的理想产业社会而制定的法律。其中一例便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找不到先例的月休假和高比率(50%)的加班津贴。退休金制度也出现偏差。行政部门将出勤视为全勤的运用刚性也是问题。也就是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500美元的我国,劳动法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5万美元的日本还要豪华。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每周44小时工作制现行法,显然是未经国会充分讨论过程而成批通过的失败之作。因此,我国劳动法已成为与自身体质不相称的过度消费型。当然,反过来,违背正义与公平的禁止工会政治活动、禁止复数工会等,也仍是今后须经讨论加以改善的问题。 只有劳动法立得正,蒸发的劳动意愿才会回归原位。否定生产率工资制,或称连休也是为再生产而积累劳动力之类,不过是文字游戏。我们是强调创造某种事物的社会。也有人说,一国的繁荣取决于该国出色的生产率。当下需要营造优秀年轻人从工厂地板(现场)起为人生机会而奋斗的氛围。靠斗争无法解决。劳资问题不是战术,而应以对话与合理的逻辑,展望未来的森林加以调整。熔化武器打造犁铧,在成熟的信息化时代、人须成长的人性化时代,剩下的只有经济战争。今后要在竞争中取胜,除了劳资政合作,还有什么别的路? 为此,我主张为向劳动者一方提供监事权并实现公正分配,制定暂称为成果分配措施法的法律。这是一种成果结算。成果分配是美国广泛运用的、让人各取其份的先进制度安排。今后劳动法的修订应通过充分的听证会或公开讨论取得国民评价,务求慎重。劳动法是仅次于宪法的立法,故呼吁国民关注。国力的消耗不能再坐视。特别要提醒的是,工资处于国民生产总值50%的水平。
1991-11-01 | 金亨洧
[投稿] 有必要制定“成果分配措施法” 金亨洧(韩国KDK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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