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乔治·布什29日在苏联政变爆发后首次与戈尔巴乔夫总统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会晤。布什总统还于30日出席了将为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构建新框架的中东和平会谈开幕式,翻开了历史的一页。 这的确是“历史性”的时刻。 然而,结束行程返回美国的布什总统所面对的美国国内状况,却像节庆过后一般混乱不堪。国内景气不仅萎缩,甚至出现冷却迹象,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工厂订单率减少等经济指标更加剧了不安。 “外交优等生、内政不及格生”这一不祥的图景频频浮现在美国民众脑海中,美国政府是否真有服务国民的意志,也引发了疑问。 但可以断言,这些疑问源于误解。当前美国的状况只是符合“冷战结束后景气下行”这一普遍公式,与美国政府的领导力无关。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军需产业一旦放缓,整体景气也几近失神状态。当前的景气低迷可视为源自军需产业部门的不振,与80年代军费支出一时减少时的情形相同。 这种状况当然源于苏联共产党的衰落使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强权”。 一战后自1921年开始的恐慌以及各国的独裁政治,最终引发了30年代的大萧条和二战,但在二战中成为战胜国的美国,克服了一时的景气衰退,通过实现充分就业、推动国内建设热潮的税制改革、动员景气刺激政策等,奠定了飞跃的基础。为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对日直接援助等对外政策,也被评价为巩固美国繁荣期的跳板。 因此,1916年至46年美国经济规模增长3倍,而二战后至今则实现了20倍的显著增长,这同样源于二战后政治、经济政策得到妥善运用。 这样的历史教训,正提示着已进入后冷战与构建新世界秩序时期的美国应采取何种政策。 因此,30日起举行的中东会谈、与戈尔巴乔夫总统的首脑会谈等,不仅成为美国展示政治能力的机会,也可以说是防止苏联陷入混乱并开拓新商品市场的“一举两得式”政策执行过程。 更何况美国政府预定在2至3周内实施降息,并公布明年为减轻国民税负的减税方案,因此当前的景气低迷很可能即将结束。 仅就中东和平会谈而言,认为本次会谈不会有具体成果的悲观观察人士确实不少,但若考虑经济动机,乐观因素也不容小觑。曾任职于以色列情报机构、现于美国大学授课的奥迪德·诺伊曼上校分析称:“失去苏联经济支援的叙利亚领导层,期待通过在中东和平会谈中展现灵活姿态,从美国获得援助乃至市场准入权。”也就是说,他们想获得1978年签署戴维营协议的埃及所得到的好处。当时埃及从美国获得25亿美元经济援助,随后又从西方各国获得借款。 坚持强硬姿态的以色列立场也将改变。必须为苏联移民营建居住地的以色列政府,同样急需美国等西方提供借款。 当然,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加沙地带、西岸地区归还问题并非能轻易解决,但专家诊断认为,双方的立场也不得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灵活。因为双方都急需通过改善与西方的关系获得经济支援。因此,尽管美国并不具备提供大规模金融融资的条件,但正如马歇尔计划所展现的那样,美国应通过对这些以色列、阿拉伯国家进行经济原则指导,引导该地区迈向真正的市场经济。 也就是说,美国今后应将军需产业转向高端民需产业,为景气注入活力,同时强化对纷争国的话语权,促其加快纳入西方体制。
1991-10-31 | 서울경제
[J·弗拉尼根经济专栏] (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后冷战时代的美国经济衰退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