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①在A公司工作的K某于去年8月前后,因在工作时间内饮酒、赌博被解雇。此后K某领取了A公司支付的退职金和解雇补偿金,并于当年9月再就业于同行业企业,工作至今。但K某最近表示,A公司解雇自己时提出的解雇理由毫无根据,为恢复名誉,即便迟了也要向法院提起确认解雇无效之诉,以查明真相。 ②按B公司的就业规则规定,解雇劳动者时“应召开由使用者方与劳动者方各3人组成的惩戒委员会,并应给予该劳动者出席惩戒委员会进行申辩的机会”。但B公司最近在所属劳动者L某连续无故缺勤20余日后,仅在公司设置的公告板上公告召开惩戒委员会一事,便在L某未出席的情况下将其解雇。 争点 原本对于无正当理由的解雇,除工会法第39条规定的作为不当劳动行为的解雇外,并未规定向劳动委员会申请救济的程序。因此在此种情形下,被解雇的劳动者若要争议解雇的效力,只能向民事法院提起确认解雇无效之诉。 然而法院诉讼不仅需要较长时间,诉讼费用负担也大,因此劳动者即便遭受不当解雇,也难以轻易提起诉讼,这是事实。 为改善这一点,1989年3月29日修订劳动基准法时新设第27条之3,就无正当理由的解雇等规定了向劳动委员会申请救济的程序。其宗旨即在于对无正当理由的解雇给予更简便、迅速的救济。 但即便在此情形下,劳动者仍可向民事法院提起确认解雇无效之诉。 因此在现行法律体系下,针对无正当理由的解雇,救济程序有两种:向普通民事法院提起确认解雇无效之诉,以及向劳动委员会申请救济。 该劳动者可任意选择两种方式中的任一种,也可同时使用两种方式。 通过民事法院提起确认解雇无效之诉的程序与一般民事诉讼程序相同,为三审制。 与此相反,劳动委员会对救济申请案件的审查原则上为二审制。即解雇发生地所在事业场所的地方劳动委员会作为初审拥有管辖权,中央劳动委员会作为复审拥有管辖权。 另一方面,为更迅速处理围绕不当解雇的纠纷,向劳动委员会申请救济的期限被定为自解雇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 相反,通过民事法院提起的确认解雇无效之诉原则上对起诉期间没有任何限制。因此不仅是解雇后已过3个月的情形,即便已过数年,只要没有特别情事,也可提起确认解雇无效之诉。 然而与此相关经常出现问题的是,如案例①那样,被解雇的劳动者毫无异议地从公司领取退职金或解雇补偿金,或在已就职于其他企业的状态下经过相当期间后才提起确认解雇无效之诉的情形。 对此,韩国大法院曾判示:“劳动者在收到解雇通知后就职于同行业企业,领取与原公司相同数额的月薪,并且还从原公司领取了退职金,则应认为其已承认解雇处分有效,此后经过8个月才提起确认解雇无效请求诉讼等,违反禁反言原则,属违法。” 此外,对类似情形,韩国大法院判示:“劳动者被解雇后,未向公司保留任何异议即领取退职金,其后无特别事由,经过1年7个月左右才提起的确认解雇无效请求,依诚实信用原则不予许可。” 相反,韩国大法院曾判示:“受到解雇处分的劳动者虽无异议地领取了使用者提存的解雇补偿金和退职金,并就职于其他公司,但若其在解雇处分后立即以不当劳动行为为由向地方劳动委员会申请救济,该委员会作出救济命令,且在使用者对此不服而持续争议的过程中领取了上述提存金,则不能认为该劳动者已承认解雇合法。” 即如案例②那样,大多数公司在就业规则等中规定了对劳动者的惩戒程序,保障该劳动者能够进行申辩的情形很多。那么,未经此种惩戒程序而作出的解雇是否正当,便成为问题。 对此,韩国大法院几乎保持一贯立场。即若就业规则等中定有关于惩戒的程序,则该程序即为惩戒的生效条件,故未经该程序作出的惩戒无效。 结论 案例①中,K某在未保留任何异议的情况下领取了退职金等,参照前述最高法院判例宗旨,这意味着其已承认该解雇有效。因此K某在其他公司工作的同时迟迟提起确认解雇无效之诉,违反禁反言或诚实信用原则。案例②中,对L某的解雇,无论其解雇事由实际上是否正当,仅因未经集体协议所规定的惩戒程序本身,即应认定为无效。 【亚太律师协会附属劳资法律中心提供·735-5621】 承蒙读者支持的“以案例看劳动法”连载至第20期暂告结束。今后将视机会刊载有关劳资关系的新策划内容。 【编者注】
1991-10-29 | 서울경제
案例看劳动法<20·完> 不当解雇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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