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10-15 | 李炳浣, 李百萬, 崔南洙, 崔元龍

大河实录 韩国经济半世纪 <40> 第二部“踏过废墟”<从停战到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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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勾结。 我国的财阀史,一直被称作政治权力与财阀相互苟合的政经勾结所浸染。 尤其是量产了初创期财阀的自由党政权,其政经勾结以种种特惠为诱饵,使财阀沦为不是经济集团而是游说集团。三岁的习惯能带到八十岁?时至今日,政经勾结的疑云仍未断绝。 如果说发达国家的主要财阀是在以自主技术开发为基础的垄断与寡头体制维持中成长起来的,那么我国的财阀大多只是在政治权力的特惠与庇护下,单纯地扩大了财富的规模。 金钱与权力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有钱者为保护既有财产,无钱者为寻求新的积财契机,都需要权力的掩护。虽说是自由经济,但在经济处于幼稚阶段之时,要赚钱,依附政治与权力才是上策。社会越是混乱,金钱就越不得不接受政治与权力的庇护。 然而当政治权力的走向不明时,终究只能“赌博”。于是,押错注的财界人士一夜之间走向没落,而侥幸押对的财界人士则获得跻身明星(财阀)行列的幸运。解放后的美军政时期,在这一方面颇为壮观。崔昌学靠金九,白乐李靠李承晩,李钟万靠吕运亨,金秊洙靠韩民党,朴兴植、民奎植、方义锡等也各自背靠当代的实权人物。没有政治背景,财界人士一天也撑不下去。 官制财阀萌芽 随着政界从美军政时期的混沌状态,伴随政府成立整编为自由党(李承晩体制)体制,财界也一同被整编。得到李承晩者兴,得到李承晩政敌(金九)者亡。其余的人只能勉强维持,或去寻找新的政治脉络。 白乐承的政治赌博当然大获成功。白氏很早就接近李博士,随着李博士掌握大权,白氏也一跃成为财界的领跑者。这对白氏而言或许是极大的幸运,但结果却是在我国财界种下了政经勾结的“传统”。凭政经勾结成为财界明星的白氏,与李政权的垮台同时退出财界舞台,这或许不能仅视为讽刺,而是一种必然。 总之,他在自由党执政前就成了李博士的钱袋,而登上权座的李总统也回报了白氏的恩惠。白乐承借助李总统的细致照顾,戴上了韩国最早财阀的桂冠。“官制财阀”的传统由此萌芽。得不到权力庇护,一夜之间就得丢掉财阀的名片;反过来,政界则培养符合自己口味的财阀。每当新的政治权力登场,就会诞生新的明星,原因也在此。说我国财阀是由政治权力为其打下基础的彻底的“官制财阀”,并不为过。 带来暴利的敌产发售、三白产业许可、银行股发售、政府持有美元发售、战时军需供应、走私默许……。 这些若无政治权力的背景根本不可能实现。然而这些政经勾结的特惠,保证了巨额财富。 自由党政权正是把这类利权交给财阀,以筹措维持政权的费用,财阀则以此为代价获得更安全、收益更好的事业保障,从而扩张自身势力。双方维持了各得其所的蜜月关系。 从头到尾与自由党共命运的韩国最早财阀泰昌集团(掌门人白乐承),展示了政经勾结的典型。白乐承在解放后不久便决定以李博士为自己的政治后盾并加以接近。无论从前还是现在,政治人物缺的似乎都是钱。 各类风波的常客 当时李博士正急需政治资金。两人的利害关系一拍即合。李博士从敦岩庄搬到麻浦庄是1947年8月。据说白氏以入住麻浦庄为契机,向李博士献纳了70万元政治资金,此后每月还以生活费名义提供50万元。李博士掌握大权入驻景武台后,白氏地位发生变化,某种意义上也是理所当然。白氏的事业领域日新月异地扩张。而且是在不动用自己的钱的情况下扩大事业,可谓幸运至极。李总统安排他获得原属归属财产的高丽纺织公司永登浦工厂,并让殖产银行(现产业银行)贷出500万美元,使泰昌纺织得以兴办。此外,把红参销售权给予白氏名下的大韩文化宣传社,以及白氏能够成为朝鲜机械的管理人,也都是李总统的恩德。 曾一度与白氏并驾齐驱的金秊洙、崔昌学、李钟万等人,此时已无法成为财界的竞争对手。 白氏终于以泰昌纺织为主力企业,引入泰昌工业、泰昌的黑钱资金,把织物、大韩文化宣传社、朝鲜机械等作为子公司,组成了集团。檀君以来,这片土地上最早的财阀集团诞生了。白乐承掀起的政治风浪过于猛烈。6·25战乱后修复被毁工厂时,过度的特惠成为问题,此后每当三白风波、连系资金事件等风波掀起,他都作为常客登场。白乐承已经离开自由党就无法生存。自由党的腐败给他带来了许多利权,但他也无法避免随自由党垮台而没落的命运。白乐承在4·19爆发前不久去世,其葬礼极为冷清。他在去世前就已指定白南一为继承人,试图重建财阀集团,但已无法挽回倾颓的大势。因为他卷入政治漩涡太深。 泰昌集团的这段历史,鲜明地展示了财阀与政治的关系。它证明了背离权力的财阀会垮掉,而钻入权力太深的财阀同样会遭遇相同命运。此后观察我国财阀的兴衰史,这一公理依然有效。被视为自由党政权时期典型政经勾结的银行股发售,从同一范畴来看也就容易理解了。泰昌集团只是我国财阀的开端,还不能说是完整的财阀。没有金融机构是泰昌集团的致命弱点。银行股发售意味着产业资本可以支配金融资本,因此让财界垂涎。当时的新兴财阀展开生死之争也是理所当然。掌握刀柄者(政府当局)的意向是关键,这自不必说。CJ集团李秉喆、棉纺财阀郑载頀、大韩纺织薛卿东、面粉财阀李汉垣、朝鲜制粉尹奭骏、水泥财阀李庭林等,都是投身银行股发售之争的主角。 往无底洞里灌水 结果以李秉喆的完胜告终。其余的人不过是李氏的陪衬。精于理财的李氏与政治权力保持适度关系并扩张事业,在自由党政权最为宠爱的白乐承沉溺于李博士怀抱之时,他正式尝试并成功进入白氏连想都不敢想的金融业。倘若白氏也作为银行股发售的竞争对手加入,结果如何无人知晓。 除白氏以外,其余的人也各有稳固背景,但都无法超越李秉喆的手腕。李秉喆以银行股发售为契机,事实上独占了自由党政权下的金融资本。没有李秉喆的谅解,正常的金融政策就难以执行。当时朝兴、商业、兴业等四大市中银行的股份,半数以上归李秉喆所有。 胜者华丽舞台的背后,总积着败者的泪水。在与李秉喆的银行股发售竞争中惨败、退出财界的朝鲜制粉社长尹奭骏的结局,就是政经勾结失败的典型。尹氏挥金如土地投入政治资金参与银行股竞争,但他的努力总是化为泡影。在储蓄银行归属股发售过程中,他虽以最高价投标,却因政治压力不得不让给三湖纺织的郑载頀;在兴业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投标中,他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结果也一样。尹氏是企业经营成败由政治力学而非自由竞争左右的时代里,一位不幸实业家的样本。尹氏因此成祸,于1959年5月辞世。曾与尹奭骏合营的朝鲜制粉副社长全和纯曾道出败者之言:‘打算争取银行股发售的人,财力其实并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政治背景。虽有黄海道出身的国会议员,但他们都是在野党。银行股发售是政治背景之争,我们没有胜算。而且不懂对事业家而言政治资金也是一门生意。押上没有胜算的赌局还大把花政治资金,只能垮掉。’‘大企业与政治资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政商判断失误时,得到的回报只有家败人亡。’ 自由党与财阀的勾结此外还有很多。产业银行连系资金其实也是政经勾结的产物。作为国策银行的产业银行若要为支援特定产业(企业)而发行债券,需经国会同意,程序繁琐。把这类程序“简化”的,正是连系资金。这是让市中银行取得产业银行的支付保证,再到韩国银行办理再贴现,以支援特定企业的变通贷款。泰昌集团、朝鲜制粉、东立产业等获得了破格支援。特惠的回报也相当可观。连系资金融资额的20%至39%被献作政治资金。据当时在野党的主张,1958年5·26国会议员大选前,通过连系资金流入自由党的资金达8亿至10亿圜。 三白风波也不容遗漏。当时的政治权力甚至把“神圣的”税金滥用为勾结手段。让财阀少缴税,再把其中一部分作为政治资金收缴。糖、原棉、原麦的生产收率操纵事件正是如此。以糖为例,从原糖提取精糖的生产收率为90%,政府却将其下调为68%,以筹措政治资金。这是把因生产收率下调而产生的业者不当得利(减免税)套出作为政治资金的手法。在原棉到粗布、原麦到面粉的加工过程中,也动用了同样的不正手段。水泥也一样。水泥每袋生产成本约900圜,进口价格也与此相近,却以保护国内水泥产业为名义,对进口品加征30%的保护关税,而让国内业者以1200圜出售。今天的东洋水泥能急速壮大为财阀,也是因为这种保护关税的恩惠。 十大财阀的诞生 建筑业的勾结关系是出了名的。土建业者向自由党铺设粗大的管道,从而拿下工程。也有传闻说,工程金额的三成事先扣除作为自由党的政治资金缴纳,两成留作利润,剩下的五成才用来施工。尤其是大东工业(李龙范)、中央产业(赵性喆),以及如今跃升为一级财阀的H建设、K建设、D产业等5家建筑企业相互串通,独占大型政府工程。财界称他们为“自由党五人组”。 经过这一过程,自由党末期形成了以十大财阀为主轴的财界版图。李秉喆(三星物产)、郑载頀(三頀纺织)、李庭林(开丰商事)、薛卿东(大韩电线)、具仁会(乐喜化学)、李洋球(TONGYANG Cement)、南宫炼(极东海运)、崔泰涉(韩国玻璃)、咸昌熙(东立产业)、白南一(泰昌纺织)等,就是其中的主角。 凭政经勾结庇护财阀,加速了自由党的垮台,终于爆发4·19,这些财阀落入卷入不正积财争议的命运。 50年代的政治环境确实使政治权力与财阀的勾结在所难免。政治与经济都处于未开化状态。 <特别采访组> ◇李炳浣(经济部记者) ◇李百万(同) ◇崔南洙 ◇崔元龙(社会部同) [照片] ◇黑钱的温床……战后重建 自由党政权在修复因6·25事变被毁的产业设施方面,也向特定企业给予特惠并交付工程,借此吸纳政治资金,展现了政经勾结的极致。照片为6·25事变后修复的江原道华川发电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