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我国经济正处在极为艰难的关口。若要解决贸易赤字,其手段便伴随问题;若要抑制物价,企业则因资金紧张而怨声载道。于是出现了经济未能找到稳定、正在动摇的评价。 为何会如此?所有人都说不是我的错。那么只能是你的错。有人责怪企业家,也有人指责政府。有人说是搞政治的人的过失,也有人说是劳动者变懒才如此。归根结底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而彼此都说不是自己,实在是矛盾。 但归咎于谁并不重要。因为最重要的是综合审视我国经济的真实面貌,并从中找出病菌。经济增长、就业以及产业生产、投资与消费等多项指标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分数。像增长这样的指标反而被评价为过高,主张应予压低的声音很多。因此从整体上看也可以作出尚可的诊断。只有两项指标——国际收支和物价——得分低于平均水平。 如此说来,甚至以“总体危机”来形容、对今日我国经济持极为悲观看法的视角,也可以说是不正确的。经济指标中没有哪一项不重要,但物价和国际收支最能反映一国经济整体的健康程度。这两项指标恶化意味着不久之后其他数值也将亮起红灯,若把前述悲观论理解为出于此种担忧和忧虑之声,则也无妨。 换言之,这是出于对我国经济前途的忧虑,为了无论如何开出更高剂量的良方,而有意对当下我们的处境作更低的评价。 无论如何,展望我国经济明年及此后,确实难以作出很好的预测。若一定要重新审视明年的意义,那么它是卢总统任期收尾之年,也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需为下一任总统登场做准备的一年。因此,1992年的国内政治将因四次选举而喧腾,国内经济也将因此更强烈地承受通胀压力,同时必须在市场开放的浪潮中乘风破浪,这将是命运攸关的一年。 政治与经济之间,过近不好,过远也不好,是不可远、不可近的关系。尽管如此,若说政治逻辑在相当程度上侵蚀了经济逻辑正是第六共和国的特征,那么经济不振的原因或许也能从中寻得。民主化与争取各自份额的竞争风行于政治一侧,而这对经济起了绊脚石的作用。可以说,被政治绊倒的经济找不到垫脚石而在挣扎。 若以政治方面无法期待强有力领导力为前提,那么如前所述,1992年及其后的我国经济不容乐观。许多看法认为,从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是在超越政治的经济伦理基础上取得了巨大成果。虽然那是政治在民主化层面作出部分牺牲的时期,但在经济方面,在曲折与起伏之中,确实曾获得所谓“汉江奇迹”的评价。换言之,是在强有力政府主导下,经济借助对外导向型开发战略取得了成功。 因此,要推断为实现又一次经济飞跃应做什么并不太难。既然难以从政府一方期待经济的领导力,那它自然应转移到民间一方。更何况过去30年间我国经济规模急剧扩大,已到了无法凭政府指示解决经济一切问题的境地,因此更是如此。 在此我们便面临民间与政府如何分担角色的问题。只要忠实于原理,划分其职能也并不很难。因为市场失灵的部分由政府承担,政府失灵的一方由民间承担即可。具体而言,教育、社会间接资本、社会福利及其他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民间企业和市场则在政府一方的干涉或介入被最小化的前提下,通过自由竞争培育经济力量即可。 尤其应强调的是,若以乌拉圭回合终将达成、加入联合国后也不得不参加各种国际协约为前提,那么政府对企业进行支援、筑起保护壁垒,当然还有实施管制与干涉,都会成为通商压力的借口或构成对协约事项的违反。 即便只看明年,今年的困难大部分很可能延续到新年,具体而言,我国企业的经济竞争力仍将处于薄弱状态,庞大的选举流动性将极度限制经济政策可选手段的范围。加之雪上加霜的是,金融与服务以及流通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开放幅度也将大幅扩大,民间企业只能苦战。 希望政府能在营造让企业家燃起经营意愿、让劳动者能够努力工作的氛围之中,找到自己应做的事。
1991-10-15 | 崔庚仙
[投稿] 政府与民间角色须重新分配 崔庚仙 <大韩商会调查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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