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生钱。”有钱才能做买卖,而要以更大的买卖赚取更大的利益,就需要更多的钱。 而且钱在主人睡觉的时候也以利息的方式繁殖。掌握了钱脉,就能掌控经济。是否说过,钱一开口,连鬼神也安静下来。是否说过,有钱连鬼神也能驱使。 因此,掌握钱脉的欲望是所有富人和企业家永恒的梦想,为实现这个梦想他们竭尽全力。因为若能兼具工厂(生产)与店铺(流通),再加上钱脉(金融),那便是财富的三位一体。 6·25之后,以大量涌入的援助物资为基础,通过所谓三白产业坐上钱堆的新兴资本家们,在领悟金钱流动的道理后,开始把目光转向掌握钱脉。 1954年开始施行的银行法成为好机会。以银行民营化为名义,从日帝手中转来的所谓归属股公开拍卖之路被打开了。 当时的新兴财阀绝不会对这个可以支配金融机构的绝好机会坐视不理。所有人都投身其中,展开了生死之战。那么,为什么银行民营化问题会随着银行法的施行突然冒出来呢。 李重宰财务推进 当时的银行法规定要把对商业银行的大部分权限移交给金融货币委员会,因此财务部官员们实际上是不愿施行银行法的。 更何况财务部凭借当时已纳入国库的归属股,可以左右商业银行;能操控官员的执政自由党干部们也正因这一甜头而反对银行法的施行。 当时的新兴财阀要接近钱脉也颇为麻烦。因为需要拉关系的地方不止一两处。此时,早已从财界人士那里听闻这些弊端的李重幸就任财务部长官。李重幸上任后,坚定了要纠正这些弊端就必须实行银行民营化的想法,每次见到李承晩都劝说银行民营化。 ‘阁下,必须立即施行银行法。因为商业银行的支配权掌握在财务部手里,公务员的腐败已经不可收拾。’ ‘财务部好好监督指导商业银行不就行了。’ ‘不行。银行应该交给银行家,轻率干预只会让秩序更加混乱。’ 在李重宰的坚持主张与劝说下,李博士终于决心施行银行法。就这样进入施行的银行法,其对象是朝兴银行、商业银行、商工银行、储蓄银行、信托银行这5家银行。 但其中规模最小的信托银行与商工银行合并为兴业银行,成为韩一银行的前身。 银行的整理一结束,最大的悬案——归属股出售便开始了。 投身其中的财阀有:以制糖起家的三星李秉喆、棉纺财阀郑载頀、大韩纺织薛卿东、制粉财阀李汉垣、同为制粉财阀的朝鲜制粉尹奭骏、水泥财阀李庭林等,当时财界的新星尽在其中。而且他们清一色都是糖、面粉、棉织(或水泥)等三白产业的主角。 银行归属股以公开拍卖开始。从政府立场看,是想通过出售归属股攫取现金,同时为了尽可能卖得高价而预定了评估价,采取了公开招标方式。 然而政府评估价格过高,加上为防止垄断,一人可投标的账户数受到限制,转让方式又复杂,因此直到第6次招标全部流标。 以投标价第3位承接 1955年7月接李重宰之后出任财务部长官的金贤哲开始焦急。“这样下去,银行法岂不成了外表好看的山楂子……。”加上新任长官后,也开始产生必须尽快处理银行股出售的强迫观念。景武台的催促也很厉害。 此时四面八方提出应废除投标账户数限制的建议。伴随着“即使银行多少被少数人支配,若再拖延归属股出售只会加大副作用”这一看似有理的名义,第7次公开拍卖时便取消了账户数限制。于是一直只是流标的局面全部成交。银行终于落入民间人,即新兴财阀之手。那是1956年3月。 然而虽说是公开拍卖,实则是背靠权力的财阀之间的角力。 兴业银行的情形最具代表性。 兴业银行的拍卖中,包括李秉喆在内,尹奭骏、薛卿东等18人展开激烈竞争,开标结果李秉喆的投标价格是第3位。 但财务部表示‘按照将大量出售商业银行股票的方针,应由有实力的企业家承接’,越过第1、2位,让排名第3的李秉喆接手。 兴业银行总股份73万6千9百99股中有61万5千43股被出售,其中52%即38万3千5百股被李秉喆拿下。 储蓄银行的拍卖更为壮观。参与的财阀全都摆出所谓靠势力比拼的架势,是当时政界权力全面出动的一场大战。 郑载頀(三湖纺织)背靠自由党政权的第二号人物李起鹏,薛卿东以自由党前财政部长出身背靠景武台,尹奭骏背靠前财务部长官金贤哲,各自展开一场厮杀。 结果以尹奭骏获胜,拍卖份额8万8千股中有5万1千股成交。但尹奭骏却把股票全部转让给了位居第3的郑载頀。掌握银行的郑载頀迅速提拔李起鹏的亲戚李起浩常务为行长。 在银行股出售中遥遥领先、无人能及的人是李秉喆。 将兴业银行收入手中的李秉喆,其金融支配欲望不可能就此结束。 朝兴银行和商业银行还在等着。 完全占领商业银行 本来朝兴银行由于日帝末期民营化的曾孙闵德基(旧韩国银行系)和大邱银行系郑在鹤的后人郑云永、郑钟元仍是大股东,待售股份不足总股份的过半数,因此财阀们的关注度较低。正因如此,在兴业银行和储蓄银行落败的尹奭骏打算承接闵氏系股票,挑战经营权。 然而结果是总股份的50%落入李秉喆之手。 商业银行也在李秉喆的阴影之下。 商业银行中兴业银行的持股达24%,但大韩制粉的李汉垣推出的陈永得(合同证券)已取得5万7千股(29%)。 理所当然发生了经营权争夺,但李秉喆让出了经营权。 结果,通过银行股出售掌握商业银行的最后胜者归于李秉喆。此后李秉喆按照政府方针——兴业银行的剩余股份由中标者承接——占有兴业银行股份高达85%,事实上完全占领了商业银行。 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银行股出售是一场深层权力游戏的代理战,只能由与权力、最上层圈层的紧密程度所左右。结果正是如此。因此掌握银行的财阀们受到关于与自由党勾结的严厉注视,最终在4·19之后短暂的民主化开花的同时引发了不正当敛财之争,并成为5·16之后财阀所有的银行股再次收归国家这一命运的祸根。 不过这只是遥远日后的结果,对手握银行的财阀而言,可谓迎来了无以复加的膨胀期。 正因为为了拿到银行倾注了政治资金和全部热情,银行的钱脉自然只能集中于这些主人财阀。 银行成了财阀的私人金库。 各家银行贷款余额的一半以上流向系列财阀,相应地,一般家庭、中小企业以及未能掌握银行的财阀则持续面临高利率的资金困难。 私人钱庄和高利债因此泛滥。 以防止银行官僚化横暴这一看似有理的名义着手的银行股出售,结果只是助长了政经勾结与财富偏聚。 在这样的财富偏聚之中,财阀们以更加不知疲倦的欲望构筑财富之城,这是不言自明的。 三星在50年代确立了不动的财阀地位。其他金融财阀能继续保有财阀族谱,也是以此为契机。 那么,三星的李秉喆是如何在自由党政权下事实上独吞如此庞大的金融资本的呢。 具体过程虽尚未被揭示,但若无李承晩的绝对支持,这绝不可能发生。 正如李秉喆在其回忆录《湖岩自传》中部分记述的那样,李博士与其先父之间有旧交,李博士解放后首次访问大邱时与其重逢,此后得以访问景武台等等,这些都显示出可读出李博士支持的线索。 李总统也支持 另一方面,关于当时备受世人疑虑的银行股出售,李秉喆在其回忆录中如此表明自己的立场。 “向银行引入民间的开拓性智慧与竞争活力,把流向私债、贵金属等的市面资金吸收为存款,从而使产业资金畅通。这种金融功能的正常化正是韩国经济发展的大前提,这是李承晩博士的信念。……我以每股2千8百66圜投标更名为韩一银行的兴业银行股36万3千5百股。18名投标者中,有出每股4千4百圜最高价的,也有以3千3百圜投标的,我的投标价是第3位。然而第1位与第2位投标者的股数仅为50股和100股。只能认为那是针对其他投标者的恶作剧行为。若股份分散便无法实现金融市场的整顿,因此政府的意图似乎是打包出售。政府提出希望以投标价第2位的每股3千3百圜买下……(中略)……接着又买入朝兴银行股55%……结果4家商业银行股票的一半为三星所有。……在产业界三星比重已经很大的情况下,又掌握了金融机构,三星的优势是绝对的。 在银行股出售过程中,当李秉喆戴上胜利桂冠之时,也有凄惨不幸的主角。那就是朝鲜制粉社长尹奭骏。 储蓄银行归属股出售时他以最高价投标,却不得不让给郑载頀;在Heung Up Co.,Ltd.、商业银行的招标中也进入第1~2位,却被冷落。最后他把掌握银行的梦想寄托于朝兴银行,承接闵氏系股票试图挑战经营权,但未能撼动权力,只能含泪咽恨。他不仅站错了队,故乡(黄海道沙里院)的熟人们又都是在野党的参与者。尹氏最终怀着连遭失败的怨愤病倒,于1959年5月离世。银行股出售是暴露财界无情断层的事件。
[照片] ◇财阀权力游戏的现场 朝兴银行总行的旧貌。朝兴银行归属股的出售过程,是当时财界与权力角力达到顶点的一场大战。而朝兴银行股中标的走向,也成为分出财界胜者与败者的关口。 [图表] <特别采访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