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10-08 | 高永復

[周二论坛]企业的世袭化 高永复<首尔大学教授·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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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阀企业的赠与及继承问题正成为社会争论的对象。与其说是争论的对象,不如说是指责的对象。从广义上看,这并不局限于财阀的问题,对中产阶层以上的人群同样会引起关注。 人人都说,人的权利应当平等。实际上社会也一直在努力使人的内外趋于平等。尽管如此,唯有财产问题陷入两难。社会主义国家曾试图将私有财产公有化,却未能如愿。但无限度地允许私有制也存在问题。正因如此,资本主义国家也力图对继承问题进行彻底规制。 从理论上看,人在起点上平等是理所当然的。并且,依照自身能力和业绩占有财货、享受荣华,应当是自由的。然而现实中,这本身就在社会生活中招致矛盾。也就是说,当企业壮大、组织庞大、生产基础得以确立之时,若因创业者去世就将其分割继承,那等于是让企业解体。社会并不希望如此。但把它整个交由子孙继承,社会同样不希望。 前不久我曾与一位经济学家交换过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在我国,企业若没有核心人物便办不成事,因此可以承认继承,但应控制其裁量权。我认为这不无道理。了解私营企业的效率与公营企业的混乱状况的我们,反对的理由似显薄弱。然而资本主义并非独自运转。没有国民同意的资本主义不会长久。从征询多数国民意见的调查结果看,人们反对无条件的继承。 于是我国采用了变通之法。即形式上受到规制,实质上企业继承仍在进行。至今这似乎一直被默许。但今后这一问题恐将受到国民的审判,且已显现政治介入的征兆。因此我们有必要划出明确的界线。 姑且不论手段的正当性,我国的企业无疑是将企业发展起来的开拓者。他们考虑下一代之事并非无理,但问题在于,确实存在企业会否在创业者的下一代衰亡的担忧。然而若认为继承方式是唯一的规制之策,那就错了。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职业经营者继承着创业者的遗业。而在工业国家,是组织在经营企业,而非个人在领导企业。在初期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精神成为问题;而在高度工业社会,组织的伦理成为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我认为我国也正处于从企业家时代向专业经营者时代过渡的时期。 然而我国的企业家在企业所有权问题上却表现出保守态度。不,更确切地说,是表现出极为权威主义的高姿态。这终将撞上死胡同,是显而易见的事。劳资对立至今仍停留在企业家对劳动者的层面,尚未上升到经营集团的层面。因此一旦发生劳资纠纷,企业家就得四处奔走,制度化的劳资协作体系未能建立。 如果下一代原封不动地承袭今天的体制,第一会在企业的正当性问题上引起是非,第二健全的经营者文化无法形成,第三会堵住企业组织中自发参与的道路。如此一来,便无从摆脱前现代产业的污名,随着时间推移,还将被指责为时代错误的企业。 不仅如此,这还因逆民主化这一社会潮流而招致社会反弹。资本主义之所以受到社会主义的挑战,就是因为阶层的不平等。尤其是阶层的世袭化,已超越人们的反感而成为憎恶的对象。若富人的子孙也富、穷人的子孙继承贫穷这种世袭化固化下来,那不过是再现前现代的身份社会而已。如此,革命的温床便只能被培育起来。 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企业家意识的转变。他们必须展现出把企业责任交给社会的开放态度。如果有意让自己培育起来的企业永续下去,就应当能够判断出:交给家族门阀不如构建由专业经营者来承担的体制更为明智。 政治则应不断强化阻止人为世袭化的制度。应超越政治利害,从国民立场出发,全力打造原则支配的社会。应建立保障企业自由、而其业绩由社会加以保护的体制。即便另行支付继承份额,由社会接手的制度我认为也是可取的。我们的社会如今也应成为顺理通行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