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社会各阶层蔓延的盲目过度消费,是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从宏观统计看,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年均10%左右的过度消费增长,自86年以来已持续6年。仅到85年为止,年均消费增长率还是低于经济增长率的7%~8%水平。近来的过度消费表面上是消费增长超过收入增长的问题,而实质上则是不分阶层与群体、你追我赶式的消费扩张,是消费盲目高档化、奢侈化和享乐化的问题。这种过度消费现象究竟为何发生? 笔者每次听到过度消费的话题,都会想起一则轶事。凭忍耐、节制与俭约成为世界巨富的父亲洛克菲勒住酒店三等房,而有富豪父亲的儿子却住一等房。这形象地说明了不费力气滚进来的钱会被大手大脚地浪费。那么,过度消费的主犯果真是不费力气滚进来的钱、即不劳所得吗?若是如此,只要堵住不劳所得的源头,过度消费的最大部分岂不就会消失? 经济学的消费理论中有一个强有力的假说:自己持有的财产价值上涨时,即使到手的实际收入流没有增加,消费也会增加。学者们称之为消费的财产效应。不幸的是,在我国,使财产价值增加的最大源头带有不劳所得或“不劳富”的性质,笔者认为这种不劳所得正是过度消费的主因。即从暴涨的房地产价格和理财中获得不劳所得的阶层大肆挥霍,由此引发了过度消费。 房地产价格的反复暴涨,也在完全被排除于不劳所得之外的阶层中诱发了过度消费。所谓因绝望感而产生的“放弃型消费(或失望消费)”便是其代表例子。众所周知,房价涨到即使一生努力、精打细算储蓄也买不起一套房的程度,于是以6·25之后婴儿潮时代出生的阶层为中心,失望消费的风气正在扩散。哪怕借债也要去海外度蜜月、住在全租房里也要开私家车的战后世代的过度消费风气,追根究底其源头也在不劳富的过度消费阶层。不劳富阶层的过度消费正在培养忠实的追随者,那就是属于新中间阶级的高学历阶层的过度消费。主要置身于大规模正式机构的这一工业社会官僚层,社会序列略显模糊,因而十分在意地位与威势,于是为维持体面而过度消费。 如果说不劳富阶层是过度消费的正犯、产业官僚阶层是从犯,那么战后世代应被视为其牺牲者。总之,在通过超出本分的过度消费进行地位竞争的社会气流中,连进行失望消费的弃世族都出现了,过度消费如今已是严重的社会病。 笔者至此主要从需求方面考察了过度消费这一社会病的根因。那么在供给方面,又是哪些因素在助长过度消费?如果说需求与供给这“剪刀的两刃”决定经济现象,那么过度消费的触发原因理当也要从供给方面寻找。 首先,从“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来看,必须关注进口开放所带来的过度消费。即政策当局缺乏远虑的进口开放,似乎把盲目的外国货进口与崇尚外国货的过度消费撮合在了一起。对筷子、香蕉、简单生活用品、建筑材料、家电产品等如饥似渴般的外国货进口热潮以及随之而来的进口品过度消费,无论如何都是进口开放政策的产物。当局在迫于大势外压而施行进口开放政策时,本应采取选择“更明智方法”的方略。古人云有备无患。然而我国社会崇尚外国货的过度消费,正是当局“无备有患”式进口开放带来的典型怪象。在这一点上可作他山之石的是日本的例子。日本利用税制、标准与认证制度、系列交易、流通渠道等日本特有的巧妙制度与惯例,虽然开放了进口,却在没有表面进口管制的情况下对进口供给实际上踩了刹车。正因如此,在日本,尽管政府率先刊登鼓励消费进口品的广告、首相亲自购买进口品作秀,进口品仍难以找到立足之地。 企业甚至搭过度消费的便车来追求利益的行为,也是从供给方面看的一大问题。宝贵的产业资源流入助燃过度消费的奢侈、享乐产业已令人不忍目睹,而工业社会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大企业率先进口直接导致过度消费的高档外国货,更是令人痛心至极。人们通常把资本主义下的企业理解为追求利润的自利实体。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果真是只要能赚钱、什么生意都可以乱做这种利己主义行得通的地方吗? 认为个人与企业的利己主义经由市场机制中看不见的手的中介作用得以调和、从而产生“经济善”的那种预定和谐式思维方式,其实也只有建立在一种经济伦理之上才能成立,马歇尔式的经济骑士道正是如此。如今我们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是否正缺失这种经济骑士道?缺失经济骑士道的资本主义就是贱民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下的政策当局拥有处理缺失经济骑士道企业的制度装置。 最后,政策当局不应犯下这样的错误:一边要把过度消费提到司法整肃层面处理,一边把财政膨胀放置于治外法权地带。如果为压制靠过度进口与过度消费而畸长的过热景气而必须实行紧缩政策,那就必须相对更加收紧财政,才能为民间产业部门的资金流动打开出气口。如今在我们社会蔓延的过度消费,追究起来也与国政纪纲松懈深深相连。在此情形下,政策当局必须率先示范,从国家开支起就驱逐过度消费。大部分问题往往出在“上面”。西方谚语称之为“瓶颈在上面”。 如今我国经济已到了必须在全国层面开展摆脱过度消费运动的时点。唯有通过根除不劳富来拔掉过度消费的源头,唯有培育经济骑士道,唯有明智应对开放化的压力,唯有财政规模节俭,摆脱过度消费才能实现。当局政策努力的最大部分应集中于摆脱过度消费。唯有如此,政策介入才会成为美德。
1991-09-26 | 徐相祿
[特别寄稿] 徐相禄(国民家计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博士) 过度消费的根源与处方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