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09-24 | 李炳浣, 李百萬, 郭永吉, 崔南洙, 崔元龍

大河实录 韩国经济半世纪 <37> 第二部 “踏着废墟”<从停战到4·19> 银行法 “中央银行独立”…40余年的冲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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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战争落幕后,国内经济各领域纷纷展开为韩国经济配齐"耳目口鼻"的工作。 管理"资金流"的金融界也不例外。战后金融界发生的事情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银行法的实施和部分银行的民营化。 为了从整个金融界的格局中理解这两项举措的含义,首先有必要考察韩国近代金融机构的萌动及其此后的来历。 互助会、客主或旅阁的资金借贷等前近代金融在民间盛行的朝鲜末期,即1878年6月,釜山设立了日本第一银行分行,这是韩国近代金融机构的开端。 此后,随着日本图谋强占朝鲜半岛的意图暴露无遗,日本金融机构接连进驻国内。安田、三和银行等是进军韩国的后来者。 受这种日本金融资本进入的刺激,由国内民族资本建立起具有近代框架的金融机构,是在甲午更张(1894年)三年之后的1897年。 这一年,现朝兴银行的前身汉城银行挂牌开业,随后1899年大韩天一银行(商业银行前身)、1906年韩一银行相继开门。 金融界的整地工作 这些银行后来在日本颁布的银行令的规制下,发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一般商业银行功能。 除这些商业银行外,承担特殊职能的银行也陆续登场。 韩日合并翌年即1911年2月,韩国银行的前身朝鲜银行成立。 朝鲜银行虽经营一般银行业务,但也承担发行银行券、国库业务、持有支付准备金等业务,实际上具有殖民地中央银行的性质。 1918年,朝鲜殖产银行(现产业银行)开业,承担向农工业和军需产业等提供长期资金的长期开发金融职能。 此外,还设立了吸收民间储蓄资金、购入日本国债并向殖产银行提供长期贷款资金的朝鲜储蓄银行,以及专营信托业和互助金融的朝鲜信托株式会社、朝鲜无尽株式会社等。 在日本帝国主导下形成的这种国内金融界格局,光复后经历了诸多变化。 首先,朝鲜银行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殖民地时代的职能,作为名副其实的中央银行焕然新生。 此外,无尽公司和信托公司得以经营存款、贷款等一般银行业务,分别改名为朝鲜相互银行和信托银行;专营外汇业务的朝鲜换金银行由政府全额出资设立。 金融界在1950年再次发生局部变化。 朝鲜换金银行于1950年6月被韩国银行吸收,朝鲜商业银行改为韩国商业银行,朝鲜相互银行改为相互银行(后为韩国商工银行),朝鲜信托银行改为韩国信托银行,"招牌"纷纷更换。 继承了这些遗产的国内金融界,在6·25动乱后最先遇到的问题是,没有健全的相关法规来规定银行的整体业务并对其进行指导和监督。 "身体"已具备金融机构的形态,却无异于没有备好裹身的"衣服"。 从当时情况看,自1950年6月12日韩国银行法生效起,中央银行虽已彻底洗去日本帝国时代的"污垢",但各银行仍继续受日本帝国时代实施的银行令规制。 相关法规如此错位所引发的典型问题,是指挥和监督金融机构的渠道出现混乱。 因为按银行令,财务部理财局拥有对金融机构的控制权;而按韩国银行法,则是韩国银行拥有该权力。某种程度上,甚至让人觉得近来财务部与韩国银行围绕中央银行独立的"争执",正源于这种"历史根源"。 美国人布鲁姆菲尔德起草 为消除法规上的这种矛盾,当时并非没有制度性装置。 1950年5月韩国银行法在国会通过时,替代日本帝国所制定银行令的银行法也与韩国银行法一同颁布,但一度未能见到阳光,命运多舛。 这既是6·25战乱所致,更是因为政府内外的分歧未能消除。政府内持"不同见解"的主体是财务部和金融货币运营委员会。 面对政府对已颁布的银行法继续推迟实施,金融货币委员会于1951年8月16日通过《第一季度报告书》,呼吁实施银行法。 "韩国银行法在事变前夕制定,一直未能实施。韩国银行法是以其姊妹法银行法的实施为前提而制定的,因此银行法未实施在现实中造成了金融政策及金融体系上的种种矛盾。特别是此次事变中,一般银行的经营因战灾损失而陷入僵滞状态,若不趁此机会确立健全的金融体系,显然将对整个经济的复兴产生重大影响。为使今后所需庞大资金的筹措与供给顺畅,同时确立金融秩序,本委员会认为,银行法的实施、一般银行的整备以及信用管理的一元化必须迅速实现。" 在韩国银行法上处于货币信用政策"司令塔"地位的金融货币委员会如此强力主张实施银行法后,财务部于1952年2月15日以"答复"的形式,就银行法实施向其请求咨询。 财务部提出的咨询请求书的要旨是:银行法中难以施行的部分条款暂缓实施,并保留过去银行令中与银行法不相冲突的部分条款。 对此,金融货币委员会态度坚决,回函主张银行法全面施行、废除银行令。 在金融货币委员会与财务部意见相持的情况下,起草韩国银行法和银行法的美国人布鲁姆菲尔德博士,于1953年4月10日在应韩国政府请求撰写的《关于韩国金融的报告与建议》文件中,如下强调实施银行法,强化了金融货币委员会的立场。 政府持有70% "在应当立即实施的金融措施中,分量最重的是两年前与韩国银行法同时在国会通过的银行法的施行。这两部法律构成同一措施的表里,因此不施行银行法这一事实,正妨碍韩国银行法中部分规定的有效实施。尽管如此,政府仍继续搁置该法的实施,其理由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说明。 中央银行法职能的有效发挥,需要优良的一般银行法的支持。6·25事变的发生,可以成为将立法推迟数月的借口。但如今这种辩解已经行不通了。 不施行该法的理由之一是,在当前这种局势下无法实施有关资本金的规定;但若审慎研读该规定,便可知法律制定得富有弹性,足以适应今日这样的局势。 推迟银行法施行的另一个理由是,在该法施行之前,须先完成归属股出让、分行缩减、银行合并等辅助性措施。但这同样源于对银行法的误解。因为那些措施即便在银行法施行之后,也完全可以在法律框架内予以处理。 因此,本人诚切建议政府不再拖延,尽快施行银行法。" 借助给试图推迟银行法施行的政府立场"打下楔子"的布鲁姆菲尔德博士这一外部援助,金融货币委员会于1953年12月17日再次向政府提交《关于施行银行法的建议书》,在最后阶段加紧施压。 这些努力的成果在其后8个月的1954年8月15日得以显现。银行法在颁布4年3个月后终于施行。 然而银行法的施行只不过是"学步"而已。 为实现金融民主化、一般银行自主性的确立与稳健经营、存款人保护等韩国银行法和银行法的基本精神,必须先解决资本金增额、不良债权清理、禁止持有不良资产、政府持有的归属股份及银行相互持股向民间出让等诸多问题。 当时与银行法实施相关,最先提出的课题是银行民营化。 韩国银行法和银行法原本以一般银行由民间所有为前提条件,但政府归属股、银行相互持股等由政府掌握的股份约占一般银行股份总数的70%。 具体来看,民间持股仅朝兴银行以53.7%过半,商业银行35.6%、商工银行9.5%、信托银行9.4%、储蓄银行6.3%,均处于微不足道的水平。 因此,银行法实施后的第一步,组建了由管财厅、财务部、韩国银行构成的政府股出让推进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54年10月14日公布《银行归属股出让纲要》,启动了银行民营化。 当时公布的纲要包括:▲不承认渊源关系及优先权的公开拍卖 ▲为防止垄断限制每人投标股数 ▲出让价款一次性缴纳 ▲中标须高于政府核定价格 ▲两年内禁止变更名义等。 依据纲要确立的原则,政府持有银行股的出售程序自1954年起共进行六次,但结果均流拍,出现"令人失望的结果"。 特别是第三至第五次公开拍卖,竟连一个投标者都没有。 屈服于财阀压力 对此,《实录 韩国银行》的作者韩奎勋(原韩国银行文书部次长)在该书中解释称: "当然,从排除大股东支配的角度出发,限制每人投标股数和转让等使公开拍卖条件颇为苛刻也是原因之一;但当时数得上的财阀们为垄断银行股份而虎视眈眈地等待公开拍卖条件放宽,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事情如此纠结,银行民营化撞上巨大壁垒后,有人主张为实现银行民营化,即便特定人过度集中持股,也只能尽快完成归属股出让,于是第七次公开拍卖时取消了投标股数限制。 果不其然,归属股出让原则一改为可无限制购买银行股,财阀们便大举参与投标,第七次公开拍卖时股份全部成交。 从各银行过度集中持股的股东面貌看,兴业银行(1954年9月新韩银行与商工银行合并而成,韩一银行前身)是李秉喆,储蓄银行(第一银行前身)是郑载頀,产业银行是李汉垣,朝兴银行是全和顺等大财阀。 然而第七次银行股中标结果,此后引发了官权和政治势力介入等争议。 《韩国银行四十年史》对此评价称: "……结果,在取消投标股数限制的1957年第七次公开拍卖中,公开拍卖股份全额成交,从而实现了一般银行的民营化;但在中标过程中有与官权勾结的政治势力介入,公开拍卖结果在银行经营方面也出现了少数大股东的横行,致使一般银行的民营化在维护银行公信力方面隐含问题。" 随着50年代的银行民营化暴露出诸多副作用,5·16之后上台的朴正熙政权通过收回不正当致富者持有的银行股份、限制大股东表决权等措施,重新将银行置于政府管辖之下。 至此,银行民营化仅四年便告终结。 <特别采访组> ◇李炳浣(经济部记者) ◇李百万(同) ◇郭永吉(同) ◇崔南洙(同) ◇崔元龙(社会部同)

[照片] ◇1950年颁布、1954年施行的银行法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