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09-20 | 朴椿浩

天安门事件之后的韩中关系——专家3人的当地分析<6> 勿执著于早期建交 应先做深层研究——朴椿浩(高丽大教授·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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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国外交部下设有两个国际问题研究所。一个在北京,另一个在上海。上海这家研究所的一位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在被问到大陆与台湾关系现状时回答说:《南北韩之间有对话但没有交流,大陆与台湾之间没有对话但有交流》。 这句话不仅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台湾、南—北韩之间的现实,而且进一步说明了两个事实。第一,韩中两国至今仍是地球上最后的分裂国家;第二,对于统一这一重大的民族共同课题,双方的处理方式形成鲜明对照。而若真要论价值判断,则不能否认中国人的处理方式比南北韩更为合理。因为1988年以来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邮件往来、电信电话通信、互访等几乎都是单方面由台湾流向大陆,但与南北之间的交流相比仍是超乎想象的。 中国人这种合理的思维方式,今后势必对韩中之间的交流产生决定性的巨大影响。不仅如此,我们在历史上、地理上与中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今后与中国的关系朝什么方向确立,我们的立场在政治上、经济上也可能随之改变,这一点同样不可否认。 中台关系值得借鉴 当然,韩中关系并不止于双边关系,首先由南北韩、大陆、台湾等,其次由周边国家及其他大国之间利害关系的排列组合构成。因此,健全的韩中关系只有在这些多样而复杂的关系取得均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不过这里首先只就韩中两国关系健全发展所必需的若干前提加以思考。 文化交流中的语言问题 我们在所谓汉字文化圈中生活了两千年之久。因此这一深厚的文化传统今后仍将延续。但汉文早已成为古典,我们的日常用语与中国的白话已完全成为彼此不同的外语。 一般来说,大国的人相比小国的人不太愿意努力学习外语。因为本国语言就够用,感受不到多么严重的必要性或刺激。因此,为了扩大与中国的交流乃至韩中关系的健全发展,我们处在必须学习汉语的位置上。 然而我国的汉语水平相较现实需要明显不足。懂汉字对学习汉语大有帮助,但我们使用的汉字与中国人使用的汉字中,意义不同或用法不同的也相当多。换言之,最稳妥的汉语学习方式,是谦虚地把它作为一门外语来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和日本各自进行了文字改革或汉字简化工作。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中国总理周恩来向日本代表高崎提议共同推进汉字简化工作,以减轻后代不必要的负担。但据说日本首相岸当场予以否决。结果今天中国和日本使用的汉字中,同一意思的字写法不同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中国的城市里,常能看到小房子前挂着“汽车修理”的招牌,意思就是我们所说的“汽车修理厂”。医院里写着“太平间”的地方并不是安逸休息之处,而是指停尸房。全日本航空公司的“全日空酒店”在中国人看来像是“整天空着”的酒店。 我国的年轻人在学习英语等欧美语言上已承受着极其沉重的时间、经济和精神负担。加上近年又增添了汉语和日语。但既然不能不学,那就只能学得有用些。因为作为与外国沟通的手段,语言的必要性无需再论。我们已经深切感到汉语、俄语等的不足。只要这种语言壁垒一直存在,就难以期待正常而健全的韩中关系。 相互理解问题 笔者每次往来中国,总会无一例外地感受到一件事:韩国和中国彼此太不了解。进而,两国为了真正了解对方究竟付出了多少认真的努力,同样令人怀疑。过去三十多年间因政治理念对立而完全没有交流,这是事实。但对在同一文化圈中呼吸生活了两千年的我们和中国而言,即便退让百步来想,也本该比这更好。 对对方太不了解 有一份资料以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投资的124家美国企业为对象,调查了对华交易取得成功的因素。据说这些企业提出的公司在中国成功的最显著因素,是坚韧等待的“忍耐力”。相反,也有反向利用这一点的例子,颇为有趣。即面对中国人无限的忍耐力,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如果商谈在一定期限内无法结束,就放弃一切回国,然后再进入谈判。 这些例子只有在准确了解中国人性格之后才有可能。而极其忠实于原则、同时又最合理地行动的,同样是中国人。这表面上或许自相矛盾,事实并非如此。这也许既源于大陆性的民族性,也源于与异民族长期通商的经验。 美国AMC汽车公司坦言,在与中国签订人民解放军用吉普(Beijing Jeep)制造合同的过程中,与中国人的谈判是无休止的反复重新谈判的经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宣布将在香港东北的大亚湾以200亿美元预算建设核电站时,包括日本在内的7个西方先进国家展开了激烈的接单竞争。结果1986年该计划以远小于最初的规模由美国系公司中标,这也是一例。 最突出地体现中国人合理主义的例子,出现在大陆与台湾即海峡两岸的交流中。 (1)书信往来(1988~1991·3·31) 台湾→大陆 13870362封 大陆→台湾 18074934封 计 31945296封 (2)电信·电话·电传(1988·6~1991·5·31) 7666042次 (3)贸易额(年度、台湾→大陆、大陆→台湾、合计,单位:1千美元) (1988) 2242218 478698 2720916 (1989) 2896487 586901 3483388 (1990) 3278000 756000 4043000 (出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1991·6) 另一方面,能够尽情发挥这种合理主义的中国人,过去也曾被超乎想象的非理性煽动所席卷,即1966年至1976年的所谓文化革命。有记录称这十年的混乱最终造成2140亿元(约30万亿韩元)的财产损失,但也有报道称实际上约达这一数字的4倍。 因此虽然不能以一两种现象一概而论,但这种相反的例子确实充分说明了要真正理解中国这样的大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有多么困难。另一方面,也反思我们非到紧迫需要才行动的惰性。因为我们研究中国的态度、设施等都太过贫弱。 经济关系中的若干问题 韩中之间的经济关系,除了迄今普遍讨论较多的问题之外,还有几个重要方面。其中已现实地摆在我们眼前的,可举出公海渔业、大陆架石油开发、环境保护。 首先,黄海和东中国海的渔业资源因南北韩、中、日、台等的滥捕已处于枯竭前夕。而公海渔场若沿岸国或当事国不共同保护,必然荒废,一旦荒废,恢复需要很长时间。特别是黄海,已到了没有主要沿岸国南北韩和中国的积极协作就无法复生的紧迫状态。然而这里只有中日、中朝等双边协定,尚无所有沿岸国参加的多国间协定。这正是亟需韩中合作之处。 第二,韩半岛周边大陆架的石油勘探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各沿岸国仍在继续单方面主张主权,并部分推进共同开发,但遗憾的是尽管努力了20多年,几乎没有找到石油。据传中国总理李鹏在1990年夏季出访东南亚时曾向相关国家试探共同开发海底石油的意向。有传闻称其中也包括韩国。像石油这样重要资源的共同勘探,仅因政治关系原因就被如此长期推迟的例子,除韩中之外恐怕在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第三,韩中两国因地理上的邻接性和气象特性,注定必须在相互协作下共同应对海洋环境等自然环境保护。迄今“平安无事”地过来,只能说是大幸。在黄海沿岸迅速工业化的当下,防止黄海变成死海的途径,首先只有南北韩与中国共同制定对策。简单地说,令人怀疑今天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吃着如此昂贵的鱼。 结语 近来不少人因随意预测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而成了傻子。正如加尔布雷思教授所言,这真是“不确定性的时代”。1990年10月3日零时东西德将实现统一这一事实,就连该国负责统一问题的当局者和研究者在几个月前都未能预测到。谁也想象不到列宁的塑像会在苏联各地遭受屈辱。 然而无论苏联或东欧圈的社会主义如何,唯有中国向全世界宣明将继续实行具有中国式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这无疑将成为今后韩中关系的重要因素。进而在中朝、中日、中美、中苏等对我们未来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国家关系中,同样是重要因素。 应循序渐进地接近 中国自1979年经济开发以来一直提出向市场经济渐进的、部分的转变。但在重要政策或法令的公布上,市场经济乃至资本主义式制度的部分引入,总是伴随着为完善社会主义体制这一名义。其最重要的例子是1988年4月的宪法“修正”。即第一条部分允许“私营经济”制度,第二条引入“土地使用权转让”制度,而这些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补充“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因此不能因为中国逐步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就断定它有一天会完全转变为资本主义体制;即便如此,也应看作需要以我们的时间感觉难以把握的漫长时间。 在对外关系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持续主张“互惠平等”。这是所谓中国和平五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韩中之间的经济关系同样不会例外。目前在对华关系上,我国最大的关心事在于建交的时机。但如上所述,追求极为合理和实利政策的中国,只有在因与韩国没有邦交而感到不便时才会行动。至于那是何时,在如今突变、可变因素众多的情况下,只能作出大概不会太远这种笼统推测,无法断言。 [照片]◇现在是韩国应探索与中国共同开发天然资源可能性的时候。照片为在上海市、国家经济委员会官员出席下召开的中国东海(济州岛西南)天然气开发计划会议(上),以及荷兰石油巨头埃尔夫公司与中国共同开发的崔达气田的钻井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