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末,得益于旨在推动俄罗斯社会欧洲化的彼得改革而登场的俄罗斯知识阶层,因其欧洲取向而不可避免地与亚细亚式专制国家处于冲突关系之中。在斗争的逻辑中,知识阶层日益向左移动,但知识阶层尽管坚持对民主主义的向往和对专制政治的批判态度,却放弃了站在革命最前线。 十月革命之后冲击知识阶层的,是新的统治势力开始采取一系列限制民主主义的政策,如镇压众多右翼报刊。以野蛮方法清除野蛮主义的计划虽然考虑了俄罗斯的客观状况,但在此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日益堕落,野蛮主义、亚细亚主义、反民主主义越来越深地渗入他们的意识形态以及党员的意识之中。在政治惯性的作用下,布尔什维克党从限制言论自由走向解散立宪会议,从解散立宪会议走向镇压反对党与恐怖手段。知识阶层的成员发现自己处于歧路之上。许多中立的知识阶层移居国外,留在俄罗斯的知识阶层大多停止了活动。知识阶层悲剧的根源,在于1917年当时未给民主决定留下余地的俄罗斯社会客观发展条件。 这一过程是革命政权走向官僚化的起点。官僚独裁在191年就已不可逆转。地方苏维埃的官僚们轻易无视上层传达的“自由主义”指示,列宁虽激烈谴责官僚主义的懈工与阻挠,却无从克服。 与古代亚细亚一样,在这里国家再一次作为生产的组织者、作为强大的财产所有者登场。国家官僚寄生于这种形式上的国有化与真正社会化之间的间隙,侵占了剩余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国家官僚集团的特权并非从无中创造。它源于社会劳动分工以及经济体制全局中“阶级国家”实际存在这一事实。 斯大林时代的国家官僚,为把自己在集体化与工业化过程中犯下的重大错误转嫁出去,选择知识阶层作为牺牲羊。清洗知识分子的运动加剧了统治者与知识阶层之间关系的恶化,并成为1955年和1956年使大部分知识分子汇集到反斯大林主义运动中的直接契机。1956年,在不再愿意把自身意见限定于被允许的批判范围内表达的学生中间,异见运动开始了。掌握学生运动主导权的是新布尔什维克派,因为列宁的思想广为人知,其著作也易于获取。然而该运动在1961年因政府镇压而崩溃。1965年是继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第二次自由化时期。国家官僚集团再次推行经济改革,但这次改革只是经济层面的改革。然而苏联社会对迅速改革的希望逐渐减少,随之对布拉格的关注愈加增强。因此入侵捷克不仅意味着苏联经济改革的终结,也表明对新的自由化浪潮的希望已经消失。社会斗争进入了休息期。 以“历史性妥协”为特征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了。这一时期的口号是“既拒绝反动,也拒绝改革”。这一时期设定的理想是稳定,而它意味着惰性化。 196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相信社会正在走向清除斯大林主义,但实际发生的却是斯大林主义的现代化。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批判者本身也已习惯于斯大林主义的思维方式。 即使在解冻期的顶点,左翼知识阶层也未能摆脱斯大林图式这张“普罗克鲁斯特之床”,只能在陈旧的范畴内思考。 1970年代,主导1960年代的势力丧失影响力,开始形成否认体制本身的新反对势力。两个主要社会集团,即文学精英集团与科学精英集团,产生了异见人士。然而该运动整体上仍停留在未能超越文化运动层次的状态。如果说异见势力有某种替代方案,那也只不过是道德层面的替代方案。 1970年代苏联异见运动的历史,尽管以极为特殊的方式,却再一次印证了一切社会的支配思想即统治阶级思想这一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努力创造反对的意识形态或使新的思维方式普遍化的过程中,苏联人不得不利用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化资产。那么没有出路吗?不。出路显然存在。官方意识形态并不是我国可以找到的唯一文化材料来源。能够取代它的来源虽然有限,但确实存在。欧洲的人道主义文化传统、欧洲的历史、关于历史与哲学的古典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著作等即是。归根结底,重要的是:取代被强加为普遍真理的一种教条主义,如今存在着多个教条。这预告着不久之后斯大林主义的伪文化将崩溃,真正的精神解放将开始。 ◇国内译本=历史批评社 摘要:李南姬(首尔大讲师·哲学) [照片] ◇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Boris Kagarlitsky) ▲生于苏联 ▲社会改革协会(KSI)会员 ▲代表著作:《思考的芦苇》(1987)
1991-09-17 | 李南姬
[名著十分钟] 鲍里斯·卡加利茨基著“会思考的芦苇” 共产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受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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