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么说,宏观经济增长理论中最简洁的增长模型是哈罗德—多马模型。 即,把平均储蓄率除以资本产出系数即为经济增长率。韩国60年代的高速增长进入80年代后逐渐退潮,近来面临物价上涨与国际收支逆差的难题。 那么,从“我们也要过上好日子”的国民共识出发、以“只要干就能成”的精神凝聚前进的势头,若要放慢其速度,就必须再次形成国民的共鸣与默示的共识。 《福布斯》编辑人、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曾说,按韩国的标准,年增长8~10%被视为高速增长,6~8%为景气衰退,4~6%为萧条。这也不无道理,因为过去高速增长期的增长速度实在太快。到公元2000年为止,我们究竟能否持续年均8~10%的韩国式高速增长?答案就在于总储蓄率能否领先总投资率、维持在年均37~38%的水平,或者资本产出系数能否下降。 然而不幸的是,现实是由于过度消费,总储蓄率比总投资率低2~3个百分点,其不足部分几乎要靠近100亿美元的外汇借款来填补。加之进口增长超过商品出口,贸易收支呈现大幅逆差。劳务对价方面支付多于收取,贸易外收支也是逆差。资本交易中海外流出也逐渐多于外资流入,在金融账户上只能付高额利息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引进外资。 另一方面,资本产出系数与劳资系数有密切关系。若资本与劳动结合良好、劳动生产率高、资本的边际效率也高,那该多好。从这个意义上说,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工资水平应予重新考虑,并需确立方向,把侵蚀资本边际效率的向固定资产凝固的现象引导向金融资产方向流动化。 如今已成为古典的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中断言,经济增长的主题是人均产出的增长。确实如此。谈经济增长,就像五福之中首推长寿一样,应首先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分配与消费也需关注,但最重要的是激发“储蓄的意愿”,并照顾勤勉诚实工作的良善市民的那一份不被通胀蚕食,这才是好政治、好经济制度。 不久之后就是令人期待的中秋节,还有韩国加入联合国等多事多变的国内外政治日程摆在面前。我们应再次品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计划泰斗扬·廷贝亨教授的经济发展构想,并以此作为我们的坐标。他这样说道。 在先进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大体上是由为数众多的企业家来完成的。政府的行动当然有时很重要,但其范围有限,往往只限于提供运输手段。决策是在基于总论的模糊依据上作出的,有时看来相当危险。决策过程缺乏一贯性,并受到经济衰退与危机的干扰。由于释放了过于激烈的能量,过度投资也很多。因此从各方面看,经济发展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所以经济发展的构想,正是为了把这种试错和过去的谬误降到最低限度。 因此廷贝亨教授提出经济发展政策的四大目的:第一,营造有利于发展的条件;第二,使政府、民间企业、一般国民理解经济增长的收益;第三,设定并执行若干基本投资形态;第四,谋划便利并刺激民间投资的各项措施。我们所有人都有必要自省。 最后,日本经济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因东京大学被占据等社会混乱而陷入累卵之危、山一证券濒临破产之际,经济增长论者与稳定论者展开了尖锐的经济争论。但最终两派论者都被排除,以佐藤内阁为代表的保守联合的秩序维持派得势,从而使战后日本尽享史无前例的兼具稳定与增长的伊奘诺景气——这一点似乎也值得我们参考。
1991-09-17 | 李在雄
[寄稿] 高度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 李在雄(高丽证券副社长·经营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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