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以后,随着电子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国际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世界股市的自由化与全球化快速推进,走向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韩国也无法置身于这一潮流之外。 韩国在60年代推进经济发展计划时,为筹措不足的投资财源而踏入国际资本市场,但有关开放本国股市的讨论,始于1981年政府发表《为资本自由化的资本市场国际化长期计划》,并从设立韩国基金等的1984年起以间接开放形式正式展开。就个人而言,本人于1984年5月出席在纽约举行的机构投资者会议,通过题为《韩国的经济与资本市场》的演讲强调韩国经济的潜力,并首次介绍了股市国际化计划;此后在设立韩国基金和韩国欧洲基金时,亲自巡访美洲及欧洲等地,努力提升外国人对韩国经济及股市的理解。因此,在股市开放近在眼前的当下,感受尤为特别。 资本市场开放的影响一般可归纳为两方面。即通过减轻企业的金融费用负担和有效筹措投资财源来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面;以及短期投机性资金流入扰乱国内金融市场,海外资本流入导致实物资产价格上涨,资产持有者因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而扩大消费需求,从而可能引致国内储蓄率下降的消极面。但开放的影响会因开放当时该国的经济状况或开放政策的方向而有所不同。以70年代初推进市场开放的日本和智利为例,开放的顺序与程序相同,但结果截然相反。智利无视国内经济所处状况,偏重排除政府干预的理念,只重视经济效率层面而急于开放,结果带来国内储蓄率下降、外债累积等负面效果;而日本是在稳健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出于活化市场机能的需要而开放,结果带来资本效率提升的积极成果。 金融经济反映实体经济的动向,但另一方面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是即时且巨大的,因此按实体经济的需要循序渐进地推进较为可取。 因此,资本市场开放必须在宏观经济状况下,审慎决定开放的幅度与监管的力度,以最大化积极影响、最小化消极影响。为使开放效果最大化,须先转变认识:从开放会带来损害的被动姿态,转为积极利用开放、以获取实际利益的主动姿态;并应通过尊重对外国人的互惠原则、规范内部人交易及强化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等制度和交易惯例的整备,使韩国股市成为有效率的市场。所幸据悉,在预定于今年秋季进行的证券交易法修订中,将反映这些方面的补充对策。此外,资本自由化是继贸易自由化、外汇自由化之后的最终阶段,只有实现利率、外汇等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其效果才能充分发挥,因此这些方面的措施也属必要。从这一角度看,政府最近发表的外汇市场管理中由正面清单制向负面清单制转换的计划,以及利率分阶段自由化计划,可谓令人鼓舞。 为将开放的负面效果降至最低,应实行考虑韩国经济及股市条件的分阶段开放,而非一次性大幅开放,并须研拟有效管理外国人国内股票投资的方案。 从此次政府确定并发表的股市开放方案的细节内容看,可以认为已充分考虑了这些方面。即同时兼顾国籍与居住性的外国人范围、依外国人投资登记制进行管理、通过外汇银行单一窗口管理投资资金流入流出、为保护企业经营权而设投资限额制等,均属开放初期可采取的适当措施。 此次股市开放方案的发表,为韩国股市跃升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创造了契机,但要成功推进,今后仍有许多课题需要解决。首先应在实体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随股市发展的速度逐步扩大开放幅度;各项制度与惯例也须按国际水准整备;在引入期货及期权等新产品的同时,还应营造健全的投资风气。此外,投资者须树立自负其责进行投资的坚定信念,证券业界也应确立基于诚信、以客户为本的经营企业文化。 对于常被作为资本市场开放成败模式提出的日本与智利,我们应引为他山之石。金融经济终究是实体经济的映像,在经济结构与基础薄弱的状态下开放市场,可能得不偿失。从这一点看,韩国经济此前在量与质上均实现了可观的持续增长,但最近储蓄倾向下降、对实物资产的虚假需求激增、通胀压力、国际收支逆差扩大等条件正在逆转。因此有必要再次提醒:要使股市开放取得成功,仅靠资本市场内部的努力或金融政策并不足够,以国民共识为基础,通过综合经济政策确立储蓄超过消费的社会风气,才是必备条件。
1991-09-04 | 高炳佑
[投稿] 高炳佑,证券交易所理事长 资本市场开放与应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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