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与南北韩的三角关系 过去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有着比较简单而清晰的轮廓。这一政策对朝鲜不忽视既有的同盟关系,同时对韩国又追求民间层面的经济合作,具有二重结构。从中国方面看,这一政策自有其严密的逻辑结构。中国领导层认为,与朝鲜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战略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利害关系,与韩国则在经济或产业结构层面有互补性的利害关系,因此南北韩与中国可以毫不别扭地将合作最大化,是稳定的“三角关系”。 在这种三角关系中,中国始终能够掌握主导权,能够处在利用南北韩竞争关系的位置上;而且只要南北韩处于分裂状态,中国随时都能打出有利的牌。就此而言,对南北韩来说这并不是“公平的三角关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初期中国会积极回避对南北韩任何一方不利的因素,仿佛扮演“和平的中介者”角色;但不久之后当这一政策进入正轨,中国最终仍会持续把某一方当作杠杆使用,甚至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对双方都不利的政策,这一点也必须留意。 中国要有效利用这种等距离政策,须满足几个条件。首先,南北韩必须持续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朝鲜半岛上保持一定程度的紧张气氛,对中国一方有利。还需留意的是,围绕南北韩的国际环境越是和平稳定,中国行使影响力就越容易。若美、日、苏在朝鲜半岛的利害关系呈竞争化、尖锐化的氛围,中国的作用也会相应被抵消,因此中国会极力回避这种局面。从这一脉络看,中国迄今一贯维持对朝鲜的政策,本身就大大激发了韩国竞相接近中国的心理,其背后应当潜藏着借此扩大中国“杠杆作用”的意图。 但形势正在改变。从天安门事件到海湾战争期间,世界局势迅速变化。此前美苏之间的对立结构崩塌,以美国为中心的新世界秩序正在形成;用中国式的表述,出现了美国这一个国家掌握世界问题主导权的局面。 这种局面对中国极为不利。围绕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曾使用过‘美国的手已伸进中国太深的内部’这样的表述。这句话强调的是,企图颠覆中国体制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依然在继续,表面上全世界笼罩在解冻气氛中,实际上体制之间的“敌对性斗争”仍在持续。 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的急剧局势变化,使中国领导层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危机感大幅增强,因此“如何在维持内部政治稳定的同时,有效排除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与干涉”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 这种危机意识的扩散,在对内对外两方面引发了中国政策的连锁反应。 最大的变化之一,是邓小平、彭真等已经退休的元老势力重新登上政权前台。这些仅为普通党员的元老势力重新掌握党组织,开始干预政府的一切政策,为延续无产阶级专政体制,“复古的共产主义亡灵”开始复活。中共党的立场是决然的。东欧出现的所谓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和平方式的演变(和平演变)”,最终意味着共产党的毁灭,是反革命的时代潮流;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社会部分知识分子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即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之类的逻辑,是为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些观点在全国范围内被强调,并通过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腐败斗争,展开了维护“体制纯洁”的运动。 克服体制危机的努力在对外关系上也成为划时代的转折点。它在两个方面尤为突出:一是“经济第一主义”的政策路线抬头,二是在外交上把“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作为优先目标。中国领导层认为,为对抗天安门事件后西方的“经济制裁”与“孤立化”政策,首先必须摆脱天安门事件的经济冲击,发展“自立基础得到加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事实上,中国在西方“经济制裁”的两年间,内部经济多个领域受到严重打击,并体验到“经济制裁”比军事压力具有更强的影响力。 中国认为,要回避西方的威胁,可通过优先实现薄弱经济各部门的自立以及强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过程来克服;中国领导层必须摆脱经济制裁威胁与孤立化政策的强迫观念,成为其急于“加强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动机。 当然,加强与周边国家关系这一政策目标并不新鲜。要有效推进现代化政策,首先必须营造周边的稳定与和平环境。不仅如此,为摆脱过度依赖西方、阻止西方的间接渗透与干涉,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是必要的。特别是为开拓新市场、实现经济合作多元化、积极引进投资,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应是优先目标。 那么中国这种政策转向对南北韩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中国首先开始寻求与越南的新关系改善。 从1991年初开始,在南宁展开了越南共产党总书记与江泽民之间的秘密谈判,从支援高棉到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协商。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站在存亡的岔路口。 江泽民的表述——中国也站在危险的十字路口上,若不能顺利突破这一过程,最终将走向毁灭——正代表了急于改善对越关系的中国立场。江泽民和李鹏急于访问莫斯科和平壤的原因,也与这种局势变化不可分割。 中国急于改善对越关系有两个理由。一是意图通过改善与越南的关系来排除西方的压力与干涉;二是有必要切断日益加强的越南与台湾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 二、转向紧密关系的中朝 从中国的立场看,朝鲜的处境比越南更为迫切。无论考虑到朝鲜半岛上公开议论德国式统一方案的现实,还是从走向缓和紧张与民主化的时流看都是如此;而且由于南北韩经济实力差距日益显著,不得不考虑韩国方面吸收统合的可能性。 中国不得不扶住可能像罗马尼亚那样瞬间倒塌的朝鲜。中国的政策首先着眼于朝鲜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开放,同时也有必要挫败来自韩国的德国式吸收统一的图谋。 事实上,南北韩同时加入联合国这一主张是韩国方面提出的建议,但使这一问题现实性大增的背后有中国隐藏的意图。中国在北京亚运会之前已完成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正是在这个时点开始劝说金日成修改朝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个政府”的统一方案,接受“两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现实。这一点很重要。中国积极引导朝鲜加入联合国,其目的的背后是认为有必要通过在国际上确立朝鲜的国家地位,从国际上确认“南北韩两个国家的共存”。北京亚运会之后,中朝之间频繁进行秘密访问与交流。中朝最高领导层的秘密接触远多于公开发表的。这种频繁接触既可视为通过最高层直接会谈处理悬案的传统协商方式,但也因为面对国际局势紧迫变化的两国领导层都抱有“同乘一条船的共同危机意识”,因而需要频繁会面、密切协商。北京亚运会结束后,中朝领导层开始协商由中国援助的问题,包括来自苏联的援助和原油减半,以及大量只能以现金购入的对苏采购物资。中国方面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十分积极。经济援助大幅加强,军事装备与物资的支援也重新启动。这是令人惊讶的积极支援。1982~1986年期间极为低迷的对朝军事装备支援得以重启,反映出中朝领导层都对西方威胁抱有不安感。此后中国为帮助朝鲜军现代化,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为主轴,向朝鲜派遣总后勤部、总参谋部的专业人员,开始对朝鲜军事力量进行全面重新评估(一说自1991年6月起),并商定依据这一共同评估确定军事支援的规模。特别是若联想到朝鲜战争时期沈阳东北边防军的参与者高岗曾是全部对朝军需支援的负责人这一事实,就可知中朝之间的结合正重新回到“可以流血的盟邦”关系。 在政治上对朝鲜的支持也在骤然转变。过去中国领导层内部对金日成父子世袭也有不少批评的视角。对金日成虽抱有厌恶感,但在政治上一直予以支持,而对金正日的权力继承则只是“默示性地承认”而已。 然而随着国际局势骤变,中国领导层的想法也急剧改变。中国领导层判断,若要通过与朝鲜的政治、军事“联合”来强化在本地区的领导力,除了帮助金正日继承权力、在政治上培养金正日之外别无选择。通过推出金正日,短期内可收到阻止南北韩迅速接近的效果;长期看,在朝鲜内部金正日权力基础确立之前,朝鲜半岛上形成韩美关系与中朝之间的对立格局,也被认为有助于金正日体制的稳固。 三、中国是怎样的合作者 在政治上最善于利用南北韩同时加入联合国这一事件的国家是中国。中国把南北韩加入联合国视为被公认为“两个国家”的程序,并说明经过这一过程中国将承认韩国为“一个国家”。中国表示,如此一来,中国就能与迄今顾忌朝鲜而视为禁忌的韩国当局者进行“政府层面”的接触,也能为建交谈判做准备。 中国领导层从多个方面说明韩国对中国的重要性。从大处看,他们指出仅靠美、日企业的帮助难以实现中国的经济开发。他们说明,韩国作为中国农产品的市场,作为民用轻工业品的供给方和生产技术的伙伴,或作为零部件的供应地,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方面这样的说明恐怕并非全然夸张。仔细想来,韩国对中国的重要性似乎比中国对韩国的重要性分量更重。而且比起这种重要性的“大小”,两国通过经济合作成为彼此深度的合作者本身也是值得期待的事。 中国方面表示,经济交流一旦加强,韩国企业的投资就会增加,两国交流实现量的积累之后,两国建交也会轻易实现。 当然,对韩国而言建交并非最终目标,其终极目标在于通过更为均衡的交流与合作的加强,导出朝鲜半岛问题的和平解决。 韩国的困境在于,中国与朝鲜所拥有的体制性、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的一体性,以及对南北韩展开的“两面性接近”战略,并非一时手段,而是意在制造朝鲜半岛一定程度的紧张、使南北韩的分裂固定化的终极意图。由此看来,若盲目加强关系就能建交、建交之后中国对韩政策就会大变的期待,是过于乐观的。 即便建交,中国以民间层面经济合作为中心的对韩政策也不会改变,而且会通过比现在更缜密、更精致的两面战略诱导南北韩的竞争。换言之,关系正常化之后,对南北韩的差别化政策会稍有改变,但对平壤与首尔的这种等距离政策发生改变的可能性极小。 [照片] ◇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在某种层面上遵循分而治之的原理。图为90年北京亚运会上南北韩助威团共同助威的情景。 [照片] ◇中国在对外政策上坚持政经分离政策,同时operating“南北”这两张不能放弃的牌。图为89年11月秘密访问中国的金日成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与邓小平握手的情景。
1991-09-04 | 吳鎭龍
[天安门事件后韩中关系——3位专家现场分析] <4> 朝鲜半岛政策 吴镇龙(国际民间经济协议会研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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