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版> 有关当前我国经济所经历的国际收支逆差扩大与物价高涨,主流观点认为其原因完全应归于第六共和国之后的政策失败。 极端的批评甚至称,第六共和国的经济政策本身就没有哲学。 一个直接的例子是:1988年曾超过140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顺差,何以在短短3年间反转为70亿美元的逆差?有人反问,若非第六共和国经济哲学的缺失,这一疑问如何解释。 究其原因,第六共和国之后的经济政策,事实上并非依经济逻辑展开,而是依附政治逻辑徘徊不定,最终草草了事。 说得好听些,是理想论与现实论反复翻转,稳定论与增长论如冷热水般交错,而每一次背后隐藏的都不是一贯的政策意志,而是政界的无定见。 而在政界这种不加分辨的经济逻辑背后,有人指出,政界力量关系的变化——例如从四党格局走向三党合并的过程中——使经济政策也不得不失去方向。 因为实名制等改革政策一夜之间被推翻,以赵淳副总理为中心的稳定紧缩论瞬间转变为景气刺激与增长论,我国经济的畸形发展也就成为必然。 每当经济政策随政界风向而变时,经济会呈现何种面貌,如今在地球上已找不到典型,只能追溯到过去的南美型。 因为政治剧变使经济失去重心,以扩张与过热而非内在充实与稳定为担保,招致财政与通货膨胀,大规模的展示性土木工程和非生产性财政支出横行,最终出现天文数字般的通胀以及外债、国际收支逆差并发的现象,这与70年代以后南美的ABC国家极为相似。 而在这一过程中,连国民意识也流于投机取巧,房地产投机、过度消费与奢侈盛行,贫富之间的相对差距与被剥夺感加速社会裂痕,社会不安必然导致财产外流海外。 将我国的情形直接套用于这种南美现象固然十分牵强,但那类征兆性现象难以否认,因而忧虑日益加深。 物价上涨势头呈现的是结构性状况而非表面现象,贸易收支逆差也强烈表现出结构性特征,而非例外现象。 例如,在我国主要出口市场美国已出现逆差的长期加深,连EC(欧洲共同体)市场也转为逆差。 对日本的从属结构进一步加深,为增加出口就必须更多增加自日本的进口,这种结构性态势日趋严重。 日本尽管面临美国的压力,却已在长达57个月的最长景气繁荣中持续创下前所未有的贸易顺差,台湾也不顾我国雪球般的逆差,继续保持顺差。 我国的贸易收支逆差,如今即便想推给外国也找不到借口。 大企业不去强化竞争力和开发技术,而是以轻松的汇兑收益以及房地产、证券等理财来充实利润,并盯上抄袭日本技术。 此外,比起开发自有品牌,更热衷于依靠轻松引进外国品牌的OEM方式出口,而当海外买家把脚步转向中国和亚洲后,连OEM出口也在后退。 这可谓因果报应:当日元升值风波时期、1美元兑250日元之际,日本企业就已为1美元兑100日元时代做准备,埋头于痛苦的经营体制整顿与技术开发,而我们却在顺差时代开香槟,只顾埋头理财。 而且出口一旦变难,不从强化竞争力的根本入手,而以出口金融支持和汇率调整应对,屡屡犯下进一步削弱体质的失策。 批评指出,政府同样把靠“三低”这块送上门的年糕挣得的顺差,不用于构筑成长潜力的基础,而以不成熟的顺差管理政策应对,结果连第五共和国时期打下的物价稳定与顺差基调也一并丧失,只让虚荣之病在全社会加深。 其结果是,投机取巧的房地产与证券投机如热病般在全社会蔓延,既成为削弱劳动者劳动意愿的因素,又引发阶层间的相对被剥夺感,甚至损害共同体意识,助长社会混乱。 政府所说的所谓民主化过程中的过渡期现象,实际上正是这种政策失败的结果,当然并非预料中的现象。 加之政府薄弱的对外防御能力,未能顶住开放压力,反而一贯以更换主管部长等方式予以接纳,批评指出,在开放的免疫力尚未培养起来之前,就招致外国货泛滥到街边小店。 同时众所周知,以履行政治承诺为名、超出我国能力的过度贪求,通过5个新城和200万户住宅建设使整体经济留下深沟,并扩大了国际收支逆差。【李炳浣记者】 [图表] 国际收支走势
1991-09-03 | 李炳浣
[国际收支逆差告急—沦为南美型的韩国经济] <1> 政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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