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09-02 | 李孝瑛, 朴垠柱

动荡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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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问题 今天的中国正走向何处?中国是否已不再出现春秋战国式的分裂? 在苏联走向解体的过程中,世人的关注开始转向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走向。 今天苏联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民族意识的刺激,而若中国发生分裂,则将呈现地区间经济矛盾的形态——这种预测并非始于今日。 其逻辑是:自1979年中国党领导层高举对外开放与改革旗帜以来,1984年赵紫阳总理推行的急剧开放措施加深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均衡,而这将成为政局不安的引爆管。 辽阔的疆域、不带翻译便无法交谈的高度分化的方言等,对于领导“庞大中国”的党领导层而言,无疑长期以来都是沉重的难题。但“地区间不和”之所以成为政局运营的主要变数,源头在于赵紫阳政府的改革政策——这一指摘正颇具说服力地扩散开来。 自1978年12月中国党领导层在三中全会上宣示对外开放政策以来,1984年赵紫阳总理政府持续推进改革,方向是削减中央政府权限、保障各省的经济运营权。 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可谓中国经济动脉的乡镇企业呈现创纪录的增长率,外资流入也顺利延续。 结果地区经济变得富裕,这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开始突出。 六·四事件后重新掌握政局主导权的以陈云为中心的计划经济派,采取了把此前松弛的经济自主性缰绳猛然收紧的紧缩政策,推行了向各省贯彻中央经济计划方案、主导资源分配等政策。 然而各省的反弹不容小视。各省紧抱资源、力图仅在省内使用,而东北三省等贫困地区则强力阻止沿海地区消费品的流入。 中国经济新闻曾就此报道称:“如今的中国被分割为20多个独立王国(省)和2000多个小王国。”目前中国因极端的地方主义,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无法顺畅流通,合理分配难以实现。 为此,前国家计划委主任、副总理邹家华着手拟定以“废除对他省的禁运措施”、“禁止非法专卖行为”为核心的对策法案等,忙得不可开交,但事实上并未取得明显成效。 关于省与省之间的反目最终源于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各方并无异议。 福建、广东省等沿海地区在1984年至1989年间国民收入增长了150%至160%,人均GNP超过351美元(以1988年为准),与东北地区237美元、内陆地区243美元相比差距明显。 中国领导层更大的忧虑在于,地方分权主义不仅带来地区间矛盾,还成为削弱中央政府的主要原因。 掌握中央政府财政的地方政府,在预算审议期间甚至公开向中央表示反对。 1988年江苏、浙江、辽宁、河北省与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省与中央政府签订协约,调整了按地方政府收入向中央缴纳财政款的比例。 财政缴纳金大体在10亿元一线调整,反弹正在萌生。以上海市为例,财政负担金为10亿5000万元,占全市收入的72%。 而中央财政缴纳金为10亿元的广东省,省年收入超过100亿元,负担率仅停留在10%。 民族问题 以政变失败为契机而燃起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分离独立动向,正把危机意识扩散到中国政府。 原因在于人们担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西藏、内蒙古等民族纠纷火种已在暗燃的中国地区,可能因苏联局势而火势蔓延、难以收拾。 尤其是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独立动向开始强烈涌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因担心其可能成为Tongyang的波罗的海三国而高度紧张。 中国是以多民族国家闻名的国家。汉族约占总人口的94%,壮族、回族、维吾尔、满洲、藏族等55个少数民族构成其余的6%。 中国的统一意志在漫长历史中随处可见。 中国共产党政府成立后,作为压制这些少数民族独立动向的长期怀柔政策的一环,推行了相对可信的政策。不仅提高经济水平、增加教育机会,还发展各民族自身的语言与文化、为没有文字的民族确立固有文字等,实行了高水平的同化政策。 然而部分民族强烈的独立意志并非轻易能够安抚。 内蒙古自清代起便与中国处于密切关系之中,20世纪前半受外蒙古独立运动刺激,于1933年向中国政府提出自治要求。 1937年与日军勾结成立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但最终因日本在二战中战败而受挫,目前处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被纳入内蒙古自治区的状态。西藏自明代以来也处于中国影响圈之下,20世纪趁列强角逐一度确保独立。但1950年中国共产党强行合并西藏后,试图以社会主义理念取代传统宗教喇嘛教的西藏消亡政策,引发强烈抵抗。近来在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主导下,对内对外不断要求独立。 与这些少数民族自治区一同,在此次苏联局势之后尤其作为“火药库”令中国政府头痛的,正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该地区约1500万人口中,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有600万,同为穆斯林的哈萨克、塔吉克、乌兹别克人约100万,种族与宗教上的异质性被指为不安因素。此外,该地自古为东西交通要冲,北面与民族热情高涨的苏联各共和国相连,南面与反中国情绪恶化至极的西藏相接,也是改革浪潮易于流入之地。 天安门事件之后民族运动全面展开,去年5月还成立了民族主义反政府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以组织化的变革要求为基础,暴动接连不断。 对于少数民族暗燃的独立要求,苏联局势之后中国政府的应对至今仍维持强硬的一贯立场。 对中国这种态度,西方的忧虑也在升高。美国以西藏独立运动受挫以来的天安门事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暴动事态中投入军队等一系列事件为由,对华最惠国待遇(MFN)一再拖延。英国也扬言访华时将携带针对人权镇压事例的“最后通牒”。 尽管如此,认为少数民族的独立动向能像苏联那样动摇体制本身的判断,看来仍属过早。 中国共产党政府确实在无法逆转扑面而来的改革浪潮这一现实认识与必须作为世界最后的共产主义宗主国坚持下去的欲望之间陷入矛盾,但中国的文化土壤显然与苏联不同。 更何况与苏联不同,中国共产党至少在经济方面一直走在改革前列,这一点也不可忽视。 然而,无论关于少数民族独立动向最终是否会把中国推向分裂局面、带来体制变化的争论如何,他们的独立热情将更加强烈这一前景是无可再议的事实。【李孝瑛记者】 地方干部要求重新调整以纠正不合理的结构,但中央政府以协约期限最长为5年为由予以拒绝。局势如此,以上海地区为中心的部分领导人已做出不配合财政负担金的姿态并推迟缴纳,预计达10%至14%的预算赤字状况将进一步恶化。 凭借引进外资企业、乡镇企业活跃的生产活动而奠定基础的上海等开放地区的领导人,依托进入中央的上海出身官员,谋求缩减财政负担金、确保经济运营的自主权。 显示中国分裂状况的另一个好例子,是城市地区居民与农民阶层之间极端的生活差距。 占总人口90%、曾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取得势力后包围进攻城市)战略基础的农民阶层,事实上随着开放推进,在最近10年间陷入了极端的相对贫困感与被疏离感。当然,中央政府从开放地区征收缴纳金,向内陆等农民众多的地方政府提供财政补助,但他们的不满并非易于化解的性质。 首先,中央政府在收购主要粮食的过程中把对农户的收购价定得很低,重点在于稳定城市居民的生活。因为中央的财源偏向以城市为中心的产业工人及其工厂。 结果,中国正处于通过“为低工资结构服务的低价农产品政策”而损伤其“革命理念纯洁性”的境地。 对中国而言,城乡差距、产业工人与农民的生活差距也正在增殖为绝不可忽视的政局不安因素。 通过这种状况,尤其是日本、香港等地的经济专家分析称“经济矛盾的深化将成为中国的第一号公敌”,并以地区分割主义和萌生的阶级差距作为依据。 《中国动乱的构图》《预测后邓时代》等预测中国地区分割可能性的书籍,也写有类似的内容。 不过也确有具说服力的看法在流传:中国的矛盾程度目前尚未严重到那种水平,加之中国中央政府在“赚钱的事”上把全部权限移交给地方政府,因此不会发生大的骚乱。 也就是说,在中央政府于企业活动、外资合作等事业领域向地方政府让出一切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会刻意希望因“脱离中央”而造成混乱。 还有分析认为,农民阶层的意识结构尚不足以壮大为“阶级性反抗”,加之立于各地方政府高级官员身后的革命一代的影响力也在化解对中央的反弹,因此短期内不会出现混乱。 然而,尽管关于中国分裂时期存在诸多争论,多数意见一致认为分裂的萌芽正从经济矛盾中生出。【朴垠柱记者】 [图表] 中国各省的人均GNP [表] ◇中国的民族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