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08-27 | 孔鏞焙

[名著十分钟] 约兰·赫德布罗著《传播与社会变迁》 没有信息就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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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发展”或“开发”理解为意味着生活条件全面改善的特殊形态的社会变化,那么对这种发展的关心便绝非发展中国家的专有物。在先进工业国家,对发展的关心也从未中断。任何社会中都存在对“社会政策”的关心与实行,可以说正是这种对社会发展持续关心的一个“例证”。 那么在发展中,无论通过大众媒体还是通过人际接触,传播(信息)究竟贡献几何?在解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不能不指出,围绕这种发展,各领域学者一直有过高评价自身研究领域重要性的倾向。社会学家主张社会问题应从他们的视野来审视,经济学家则极力主张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这种倾向在传播领域也不例外。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若把天灾等引起的社会变化作为例外,社会中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不可能在排除人们之间信息交换这类传播的情况下发生,这也是事实。要引导出社会变化,就必须伴随各个方向上人为且有意图的传播活动,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 此处不容忽视的是,传播虽是社会变化的主要要素,但这并不等于它就是最重要的决定要素。信息只是社会变化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例如,为提高农民生活条件和增进农业效率所需要的,是诸如土地改革那样的农业结构变化,而未必是单纯为增产农产品所需的创新构想或信息。同样,在人们无食可吃的条件下,为改善营养摄取而开展的宣传活动同样可能变得毫无意义。 但也不应因此低估传播在社会变化中的重要性。因为要引导出诸如土地改革那样的结构性变化,需要国家层面各利益集团的协作努力,而为此必须先行进行信息交换。 此处应作为前提的事实是,传播只是引发社会变化的诸多要素之一,而非决定因素。仅靠传播活动并不总能实现预期的变化,还必须考虑其他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等结构性条件。 从对社会变化的贡献度来看,传播之所以只能是有限的,还可以从传播本身是在社会组织所设定的有限范围内进行这一事实中找到答案。操控大众媒体的人决定媒体的内容,因此处于操控地位的人对社会变化的方向也必然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这种情况下的社会变化,尽管各社会程度有别,却很可能并非全体社会成员生活条件得到提升那样的发展,而是停留于使既有社会秩序正当化的更为狭隘、偏颇的发展。 认为信息在第三世界能够占据改善生活条件的中心位置这一观点出现于1950年代,在当时是相对新颖的见解。此后进入196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体如何能对社会发展作出贡献投以诸多关注,对信息作用的关心持续增大,其结果诞生了所谓发展传播这一支配性模型。该模型建立在传播能在第三世界积极地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这一极为乐观而充满希望的见解之上。 其见解是,传播能够提供新构想和习得现代化技术所需的信息,进而向大众普及知识、促进社会参与,甚至能改变传统的既有权力结构。 然而该模型所假定的理论前提极为简单而脆弱,这一点在大多数采用此种发展战略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已成现实。在发展这一层面上,与先行的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未缩小,反而进一步加深。不仅如此,该模型所假定的经济发展也仅以GNP增长这类极为简单的指标为依据,完全未考虑财富分配等方面,问题正在于此。但更重要的事实在于,它过高评价了信息在社会变化中的作用,而未考虑其他结构性因素。 发展问题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然是持续的关切。要制定更契合现实的政策,除需完善“发展”概念外,更需要以整体性乃至紧密相互协作为基础的重新认识,而非各研究领域各自的过高评价。 ◇国内译本=梨花女大出版部刊 摘要:孔镕焙(延世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新闻学)

[图片] ◇约兰·赫德布罗(Goran Hedebro) ▲生于瑞典 ▲美国斯坦福大学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新闻学教授 ▲代表著作:“传播与社会变动”(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