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重建事业急速推进的1955年1月底某日。景武台总统接见室里,传出两人用英语争吵的高声。 李承晚总统当时正与掌管对韩援助的ICA(国际合作署)负责人泰勒·伍德面对面展开艰难的争论。 “难道能一直依赖援助物资吗。援助资金的七成应转为投资,只有三成用于消费部门。” “总统阁下,因战乱韩国民众非常饥饿。保障生计是当务之急。援助物资的70%应立即转为维持温饱的消费。”平日细致圆通的伍德,这天面对李总统固执的要求,声音也略有提高。 “是我国国民在受苦,并不是你们在饿肚子。我们已做好忍受战后一时困窘的准备,这种担心大可不必。请把援助物资转到生产部门去。”对于以美国援助资金重建战乱、甚至专门成立复兴部的李总统而言,这是一场不能让步的较量。 俞莞昌首任部长 作为ICA负责人、手握韩国经济命脉的伍德与李总统之间的矛盾,随着战后重建援助一同开始。 李总统对援助物资必须与美方商议后处分一事,露骨地表现出反感。李总统以二战后的西德为例,要求“把援助无条件交给我方”。 然而李总统这样的要求屡屡被伍德拒绝。美方认为韩方的行政体系尚不完备,又担心援助被挪用到不当之处,因而不愿把援助物资交给韩国政府。 1955年1月,复兴部与经济调整官制度成立,2月被任命为首任复兴部部长兼经济调整官的俞莞昌,刚坐上部长之位便被卷入李总统与伍德的不和之中,饱受折磨。作为对韩援助韩方的交涉窗口,部长只能与伍德维持协作关系。 “就因为听了伍德的意见,动不动就被叫到景武台受责骂。有一天他指示我把住在조선호텔的‘伍德使团’赶出去。当时朝鲜酒店里以伍德为首的一帮人扎营驻守,人们称之为‘伍德使团’。李总统对伍德使团住在조선호텔过着奢侈生活一事怒不可遏。‘可恶,조선호텔算什么朝鲜酒店’,李总统常常无端地冲我发火。” 但俞部长无法照办李总统把伍德使团赶出조선호텔的指示。若连自己也与伍德冲突,关系国脉的援助都会出现重大障碍。 俞部长在景武台与조선호텔之间反复走钢丝,最终勉强促成了消费与投资比例定为五比五的妥协方案。 接受援助的韩国与提供援助的美方之所以在援助物资分配上如此拉锯,是因为双方对战后重建的基本立场存在微妙差异。 6·25战乱期间,李承晚与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克阿瑟之间有一个无人察觉的默契。对于麦克阿瑟“只有彻底破坏才能彻底赶走敌人”的主张,李总统附条件地接受了。这个条件就是美方“赶走侵略者之后,将被破坏的一切完全复原”的承诺。 与美方计划的差异 由于韩美之间这样的默契,南韩境内的产业设施和建筑遭到更彻底的破坏。在6·25走向终战的1953年,美方接连发表了以内森报告闻名的《韩国经济重建五年计划》和《塔斯卡三年对韩援助计划》,对韩国经济重建投以关注。 然而美方把韩国经济重建这一课题限定为“与维持军事力量相应的经济稳定与恢复”。不仅如此,“经济稳定”本身也不从韩国经济的结构性改善或生产力增强中寻求,而只执着于财政金融的流动性管理层面。 与此相反,韩方采取的立场是“战乱之后的一时困难尽量忍受,首先倾全力于建设,具备自立基础”。 当时的韩国经济,没有外部援助便无法维持国家财政与民生。 出口方面,1954年为2400万美元,1955年反而减少700万美元,仅为1700万美元。相反进口1954年为2亿4300万美元,1955年为3亿4100万美元,呈现出超过出口10倍以上的激增趋势。 而所谓出口,也不过是重石(钨)、石墨等矿产品和海苔、鱿鱼等水产品。 制造业方面,别说出口,连国内消费都无法满足。仅进口化肥一项,每年就需要4000万至6000万美元。 尽快构筑制造业基础、着手进口替代十分紧迫。为此必须把援助资金从一味消费转向生产部门。 对韩援助1953年为1亿9400万美元,1954年为1亿5400万美元,1955年增至2亿3700万美元,自1956年起超过年3亿美元水平。 韩方为筹措制造业投资财源,首先向美方提出重新调整对充资金的使用比例。所谓对充资金,是指韩方处分无偿提供的援助物资后,将所得资金主要充作国防费等用途的援助资金。 我国政府要求把这笔对充资金的相当部分转向经济建设,而不足的国防费则由美方增加援助来填补。对此美国表示为难,称立即增加援助有困难,希望韩方通过提高税率等方式展现确保自有资金的努力。美方反驳称,韩国政府不应只要求增加援助,政府自身也应制定并推进财政稳定计划。 围绕占全部援助约80%的ICA援助的使用,李总统与伍德的对立,也源于两国之间这样的视角差异。 增长率定为5.2% 特别是美方对韩国政府处理援助资金投以疑虑目光,不愿信任韩国政府。加之李总统对经济的无知,也引来了美方的干涉。 作为我方接收援助窗口的复兴部被称为“美元箱”,是人人垂涎之处。相当于如今经济部长会议的,当时是复兴委员会。在复兴部部长主持下,财务、农林、商工加上国防部长官出席,分配援助物资。 自然,大量请托涌向复兴部部长等人,围绕各种利权的压力也从未停止。当时的经济部长每天都要与利权和请托作斗争,有时还得妥协。因此固执拒绝政治资金协助要求的部长们只能离任。 对于这类援助资金的挪用,李承晚始终采取两面手法。对自由党方面的政治资金要求置之不问,只对阁僚强调原则与清廉。 当时的财务部长官朴熙贤后来在《首尔经济新闻》撰写的“财界回顾”中作证李承晚的统治风格,称“李博士称赞了拒绝政治资金要求的我,可没过几天就把我从部长位子上挤了出去”。 韩美之间围绕援助资金分配的种种曲折与拉锯持续之下,美方也逐渐开始接受韩方“把援助资金用于经济重建”的立场。 以援助资金为基础,忠州化肥厂、闻庆水泥厂、唐人里火力发电厂等国家基干产业相继动工。 随着经济重建走上轨道,比起粗放式建设,制定长期开发计划的必要性提高了。 1959年,复兴部下属产业开发委员会制定并发表了《经济开发三年计划》。此前并非没有内森报告、塔斯卡计划等长期开发计划,但这些都由外国人之手拟定,而《三年计划》是我们独立拟定的第一个经济计划。 该三年计划把1960年至1962年设定为计划年度,是我国引入依据经济开发理论的计量性计划方式的经济开发计划之先声。 该计划把目标定在“解决生产过少”,选定重点事业,将1960年至1962年的GNP增长率定为5.2%。这一5.2%的增长率是1953年至1958年经济增长的趋势值。 三年计划就增长率定得较低说明了稳定增长率设定的依据:“像韩国这样尚未形成经济增长基础的国家,参照增长实绩采取能确保计划实绩稳定的增长率才是正确的。”各部门增长率分别计划为第一产业年均3.8%、第二产业11.2%、第三产业3.7%。 一言以蔽之,与其抱不切实际的野心,不如自然地推动增长率,同时重点培育第二产业以提高自立基础。 高速增长的基石 三年计划预计,为达成目标需要内资6393亿圆(1955年不变价格)和8660万美元的外资引进。内资6393亿圆由政府部门53%、民间部门47%构成,重点放在通过政府预算形成资本,同时民间部门把储蓄率提高到13.8%以充实投资财源。 计划期间内的外资8660万美元,是按外部援助将削减15%的预期编定的规模。 此前由内森使节团制定的《韩国经济重建计划》,主要内容是以1953~1954年美国会计年度为第一年度,至1959年的五年间投资1亿2000万美元,每年使国民总生产增加5000万美元,把目标年度1959年的国民总生产额提高到25亿1000万美元。 另外,1953年4月作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特使来韩的塔斯卡所制定的《三年计划》,内容是自1954年起三年间投入8亿8300万美元援助,把韩国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 与这些由外国人制定的计划不同,我国政府的三年计划把筹资重点放在国内储蓄和出口上,呈现出自立倾向,这是其特点。 然而该计划因4·19革命未能付诸实施,最终止于计划。三年计划总括经济增长、投资、生产、就业、国际收支,提出开发目标与方向,并以农业与工业的均衡、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协调以及国际收支的均衡等韩国经济自立性均衡增长作为开发战略,这一点获得高度评价。 4·19之后,民主党政权把三年计划改编为五年计划(1962~1966年),接近方法也综合外国专家的建议转为要素攻击式的不均衡增长政策,但这同样因5·16的爆发而告吹。 自由党政权下制定三年计划的宝贵经验,延续到5·16军事政权的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成为开启高速增长时代的基石。 <特别采访组> ◇李炳浣(经济部记者) ◇李百万(同) ◇郭永吉(同) ◇崔南洙(同) ◇崔元龙(社会部)
[照片] ◇以援助建成的忠州化肥厂 围绕战后援助物资的用途,美方主张“优先供应消费品”,而我国政府要求“为经济重建投资生产部门”,由此产生矛盾。照片为以援助资金建成的南韩第一座化肥厂——忠州化肥厂。 [表] ◇三年计划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