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财政部决定确定并实施四阶段利率自由化计划。过去曾多次尝试利率自由化,但因副作用而重新加以管制,财政部以这些试错经验为镜鉴,本次计划极为慎重地分阶段推进。至1996年实现完全自由化之前分四个阶段运作,第一阶段先放开短期贷款、大额存款及短期直接融资利率,视成效逐步扩大自由化范围。以现行金融结构为前提,第一阶段自由化幅度在银行方面约为存贷款总额的10%,第二金融圈为贷款25%、存款45%。 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化扩大,可以说要从第二阶段开始,即1992年7月至1993年底,除政策性融资外,放开相当于银行75%、第二金融圈100%的全部贷款利率,以及银行30%、第二金融圈85%的存款利率。 如此慎重的自由化计划可指出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以10%和25%~45%的第一阶段自由化幅度,无法期待利率自由化的实质效果。利率自由化的目的在于提高资金的有效配置以及利率对总需求和景气调节的价格功能。就我国而言,即使放开全部利率,能否发挥作为价格功能的资金供求调节仍属疑问,靠10%左右的银行利率和25%~45%左右的第二金融圈利率来发挥该功能更是力不从心。 第二,虽仅为部分自由化幅度,但若时机选择失误,其副作用可能显著显现。所谓副作用,是指大幅推高利率,反而扭曲资金流向、扩大供求失衡。自由利率与管制利率的差距一旦扩大,因资金虚假需求而造成的资金流向扭曲可能加剧。此外,还有可能促使自由利率资金流入投机性高收益行业,从而妨碍对健全制造业的资金支持。 2 利率自由化的成败,首先取决于其条件与实施基础是否已充分具备,并应据此确定实施时机和自由化幅度。其中实施时机尤为重要,而问题在于当前时机并不合适。正如财政部自身所清楚指出的,80年代六次尝试小幅自由化而失败,可以说源于时机选择和幅度规模的失误。特别是1988年在国际收支顺差等良好条件下几乎实施了完全自由化,却仍然失败。当时银行和第二金融圈几乎全部存贷款、债券发行利率等均已放开,最终却通过窗口指导重新变回管制利率。 这是因为当时无法预见从1989年起等待着的、被称为全面困局的经济危机。如今这种全面困局已经过去,经济增长率也高达9%左右,但国际收支逆差扩大至历史最大规模,物价不稳,资金流向严重扭曲。在这种时候,利率自由化难以使资金供求达到均衡,令人担忧只会放大高利率的副作用。 以我国情况而言,自由化时机本应推迟到能够预期国际收支顺差之时,但外国的开放压力似乎不容许如此。1988年底自由化之后,国内银行已通过窗口指导重新受到管制,而外国银行难以实施窗口指导,其贷款利率比国内银行高50%、存款利率高17%,形成了差别化的金融市场。然而外国银行仍强烈不满,认为利率自由化仍不充分。因此,为推进国际化,利率自由化不可避免。 3 既然如此,就必须尽快营造利率自由化的实施基础。这毫无疑问就是金融的全面自律化。不推动金融自律化,仅因开放压力而放开利率是错误的。 此外,因国际收支逆差而打算以小幅度启动自由化的构想虽属妥当,但在此之前必须先实施排除对自由利率金融产品运作及金融机构经营的一切干预的实质性金融自由化。 同时,为扩大既已推行的自由化的正面目标——资金配置效率和供求调节功能,如有可能,宜与第二阶段自由化并行推进。10%左右的自由化虽有缩小副作用的优点,但几乎无法期待正面效果,处理不当反而会因金融市场间利率差别扩大而扭曲资金流向,使副作用更大。 最后,既然已实施自由化,为使其成功,即使要做好灵活运作货币供给的思想准备,也希望不要再犯回到管制利率的试错。强调利率与货币应相互补充地运作,通过间接调节手段运作灵活的货币政策也是利率自由化的重要基础。
1991-08-25 | 서울경제
[社论] 半途而废的利率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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