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以来,中国公布了许多法令,其中重要的大多与经济有关。这些经济关系法令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关于国内经济,第二类关于涉外经济。 7月1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在建党70周年纪念讲话中,向5000万党员重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无论苏联或东欧地区发生怎样的政治变革,中国都将始终坚持社会主义。 因此在经济法方面,继续贯彻社会主义法制这一点也丝毫没有改变。所以就对外经济关系的法制而言,即使在天安门事件(中国称为“六·四”)之后,也看不到显著变化。 韩中之间的经济交流现已达到相当水准,今后无疑会进一步扩大。本文首先简要说明中国的法制概况,并以1979年以后涉外经济法令中特别基本的几项为例,讨论若干可供我国对华贸易参考之处。 “天安门”前后相似 中国首次使用“经济法”这一表述,是在1979年人民代表大会(相当于我国国会)第五届第二次会议上。当然此前也曾作为泛指经济法规的一般性表述使用,但其作为法律用语这样登场,是有重要原因的。这一点有助于准确理解中国的经济制度与法律制度,故需稍作说明。尤其对于认为所有法律都在《六法全书》两页封面之间的我国、日本、台湾而言,为理解中国的法律制度以及涉外经济关系的实际情况,有必要了解中国所谓“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背景与现实。 1949年2月,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的指示”。此后在其自行整顿法律制度的过程中,66至76年的文化革命期间,法的存在几乎被抹杀。75年宪法也被压缩至仅30条,全国成了一片无法天地。然而1979年的经济开放政策必须以确立强有力的法律秩序为前提,而且为实现四大现代化又需要开拓对外经济关系,因此加快了综合性法制的确立。这沿两个方向展开。 第一,为在文革之后重建社会纪纲,为确立“法的支配”,修改、废止或制定了大量国内法。第二,开始制定引进外国技术与资本所必需的涉外关系法令。这项经济法立法工作,对几乎没有与资本主义地区贸易经验的中国而言,是一个新领域的开拓。 相当于中国《六法全书》的法令集,可举1989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1989年吉林人民出版社)。该书将中国1224个现行法令分为10个领域,收录于3052页,但并未包含全部现行法令。 然而仅靠法令的制定与公布无法取得当初预期的成效,故中国于1986年展开了第一次“法律常识普及运动”。该五年计划自今年起进入第二期。为消除可谓东方社会传统积弊的所谓“法盲”(由“文盲”类推而来的表述,意为对法律的无知),正在推行一场国民运动。 在中国有关引进外资及技术的数百件涉外关系法令中,最具代表性的是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合营法)、86年的《外资企业法》(独资法)、88年的《中外合作企业法》(合作法)。受这三部法律管辖的不同形态的外资企业被称为三资企业。 归类为三资企业 这类法规变得必要的背景,在于1979年经济开放后外国对华投资急剧增加。首先,外国企业的投资额、件数以及各形态之间比例的变化如“表”所示。 《合营法》即一般所说的Joint venture,无需另行说明。“独资企业”是由100%外资设立的企业。 第三种“合作企业”不仅有其自身特点,而且对韩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对华投资有很大参考价值,故需详细说明。合营与合作的差异主要可归纳为以下8点。 1、出资方式:合作经营指设备、技术等实物投资。出资比例不受限制,不像合营那样有至少25%之类的界限。 2、利益分配:合营依出资比例,而合作经营的收益分配比例事先约定。 3、投资回收:合营在期满及解散时回收投资额,而合作则随时通过①折旧和②利益分配,以有利于外资方的方式返还投资份额。 4、清算:合营企业解散时组成清算委员会处理,而合作在合同期内持续进行折旧及投资份额的返还,期满时外资方的投资份额已被完全收购,故无需清算程序。 5、经营管理:“合营”企业的经营由董事会负责;而合作无需董事会会议即可经营企业,故管理可由中方、外资方、独立第三方三者中任何一方进行。 6、债务负担:合营依出资比例承担,合作则依债权发生时的收益分配比率。 7、税率:合营依合营企业税法,①企业所得税30%,②地方税为企业所得税的10%,但经济特区内的企业所得税为15%;相比之下合作依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按20%至40%累进课税。这两部法律随1991年7月1日公布的《外资企业、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生效而同时废止。 8、财产所有权:合营是依中国法设立的法人,故企业财产的所有权归该企业。而合作分为法人所有、作为非法人体的共同所有、分割所有三种。 合作形式的外资企业在合作法公布前就已盛行。但法律公布前的合同仍受尊重。在中国,作为一种处理办法,合同与新法之间的冲突就这样以尊重既有合同的变通方式处理。 课税方式等相异 合作法公布前,与合营的差异未被清楚认识,外资方常将两者混淆。但若不清楚认识这些差异,外资方在对华进入的规划与投资谈判中必然会遇到困难。 合作法是在中国特有的对外经济状况下,既符合中国自身引进外资技术政策、同时又便于外资方参与而构想的制度。例如合作法期满时外资方的投资份额被完全收回、剩余资产归中方所有,这一点就说明得很清楚。 合作企业已成立约8000件,而有关的基本法却在79年经济开放政策十年之后的今年才首次公布,这同样不是偶然。经过无数试错,如今才公布了仅28条的简单纲领性框架,今后将制定的实施细则内容值得期待。 韩中之间尚无正常邦交,故投资纠纷问题成为对华经济进入中的一个重要关切,即当事人之间的协商、仲裁、司法程序等。 未能通过当事人协商解决的投资纠纷,第二阶段将经由仲裁,中国也已公布了有关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及海事仲裁的法令。 此外去年中国也加入了承认外国仲裁的58年纽约公约等。这意味着已摆脱了单方面依中国法律进行仲裁或司法程序而对外资方不利的制度。 然而与中国的投资纠纷若协商或仲裁失败而进入司法程序,从过去的例子看,甚至可能恶化为政治问题。 因此对于原本没有以仲裁尤其司法程序形式解决纠纷之先例的韩中而言,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方有必要事先尽可能按类型研究对华投资纠纷的先例,谋求某种预防对策。所幸此类先例的一部分已经公开。 另外,尽管韩中尚处未建交状态,但除对进口品的差别关税外,中国并未对韩国适用特别不利的特例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有事之时法律保护已有保障、可以放心大胆地随意投资。只是想明确指出,中国也绝非因法律不备或不完善而永远单方面不利于外资方的所谓“无法可依—违法不究”(因无可适用之法,即使违法也无法追究)的状态。 加入国际仲裁公约 以上已经清楚表明,中国极为重视经济法。自1979年以来,各级法院均设有经济犯审判部。而司法考试的11个科目中包括经济法、国际贸易法、继承法等,这同样可视为中国重视经济关系法尤其对外经济关系法的证据。这一事实也说明了经济法在中国法制中的地位。 199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及第八个五年计划”。其要点是到目标年度将GNP增至四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谋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协调。该十年规划的推进纲要于1991年8月初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以所谓“三级火箭式”制定。 在这样的经济开发计划中,对外经济关系必然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涉外经济法规的立法工作将进一步加强。故为与中国进行经济交流,首先需要对其经济关系法制度与法规等进行持续研究。 在此研究过程中须注意,中国的经济关系法规与其他国家不同,是经由不断的试错而修正的。例如公布不足10年的合营企业税法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已于1991年7月1日被《外资企业、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取代。 最后有一点根本性的重要问题,即法在中国的地位。与此相关,中国第一次(1986)司法考试科目中“法学基础理论”第二题出现的一句话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即“共产党的政策是社会主义法的灵魂”。 1987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承认私营企业与土地使用权转让等,而这类资本主义要素的引入同样不过是强化社会主义体制的手段。换言之,过去几年中国采取了多项经济体制改革措施,但这显然绝非社会主义体制本身的根本性变革。
[照片] 朴椿浩(高丽大学教授·国际法) [表] ◇外国投资金额变化 [表] ◇海外投资企业数逐年变化 [表] ◇79~89年期间投资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