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08-17 | 서울경제

过度消费重燃 “节约美德”消失…不能再这样 <11·完> 根源与对策 专家诊断 徐相禄 <国民家计经济研究所长·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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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济所患的最大病症,或许就是过度消费吧。如果要用一个答案回答我国经济的大病,笔者会毫不犹豫地举出过度消费。最近经济专家之间出现这样的舆论:韩国经济正在进行超出潜在增长力的过热增长,因此一味追求增长的政策应予扬弃。方向本身是对的。但我们应更进一步,深入挖掘究竟是什么在拖住我国经济潜在增长力的脚步。众所周知,经济增长的根基是储蓄与生产率。换句话说,储蓄正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以储蓄为本钱产生投资,有投资经济才会增长,这一逻辑是经济学的ABC。我国经济中,过度消费正在蚕食作为健康增长根基的储蓄,因此增长的潜力正在下降。 贸易逆差的主要因素同样是过度消费。正如简单形态的国民账户关系式“投资-储蓄=进口-出口”所示,若国内储蓄不足、无法支撑投资,海外储蓄便会填补投资财源的缺口,而这又表现为进口超过出口的贸易收支逆差。也就是说,正如我国经济所经历的那样,因过度消费导致的国内储蓄不足,会变换形态成为贸易收支逆差。此外,说过度消费既是“过度进口”的原因、也是其结果,也是在这一图式之内得出的说法。进口总额中内需用进口的比重从1985年的57%急剧上升至1991年6月的70%线,这一变化中最大的部分同样应在过度消费与过度进口的因果链条中加以解释。当局的“过热增长平抑论”,也只有在把过度进口与诱发过度消费型内需景气过热相互咬合来分析时,才具有正确的含义。 笔者认为,长期存在的制造业资金困难也与过度进口、过度消费的因果链条有关。用于过度消费之进口的资金,以通过该消费的实现而回收的形式,使资金流动的相当一部分在过度进口、过度消费的链条内空转,因此市面上钱在流通、而制造业却缺钱的奇怪现象应当是加深了。 当依赖进口的过度消费带来寄生于其上的流通、服务产业异常膨胀时,作为经济基础的制造业增长基础相对被削弱。韩国经济的过早服务经济化、或者说经济的早老现象,难道不应从这一逻辑来解释吗。 过度消费是超额需求型通胀的因素,这一常识只顺路点一下便过去。但过度进口、过度消费可能引发特殊形态的物价高涨,这一点则须再作审视。垄断寡占的经营者在进口并销售属于自己产品线的高档外国货并对其定以高价时,可以在这些高价进口品的“价格保护伞”之下,也给自产产品定高价并管理市场。这一逻辑解释了大企业竞相进口与自产产品同一产品线之商品的部分动机。 那么,理应被归为潜在增长力钝化、国际收支逆差、制造业资金困难、经济早老现象、物价高涨等经济万病之根源的过度消费,为何发生、又应如何应对。让我们把经济的三大主体分为家庭、企业、政府来审视这一问题。 第一,家庭(消费者)用所得收入过消费生活,流汗挣来的钱自然会节省使用。但有产者的不劳所得则容易流向过度消费。也就是说,凭暴涨的房地产价格、“异常”理财等积累不劳之富的阶层的浪费,正是过度消费的根源。清富以节约为美德,戒除过度消费。当不劳所得阶层的过度消费与偏好外国货相连接时,便发生过度进口。不劳所得阶层的过度消费在助长追随型消费,白领阶层、产业官僚阶层为维持面子的过度消费即是如此。以年轻一代为中心出现的“放弃型消费”式过度消费也是问题。人在解决衣与食之后会追求住,而住的价格荒唐地暴涨之后,以部分年轻阶层为中心,把钱挥霍在衣与食上的过度消费正在盛行。其典型就是弃世族的过度消费。不劳富族、白领族与弃世族所散播的亡国病,就是过度消费。 企业又如何。为何借开放化之势,生产家电产品的大企业要在家电产品进口上打头阵,大型食品制造商要对同样是他人的食品进口热情高涨。为何随着流通市场开放,国内堂堂的大制造商要沦落为外国知名公司的国内销售商。国内大制造商甚至扮演进口外国货代理商的角色,以维持在内室市场上“炕头将军”的姿态,这是放弃制造商角色,最终导致自掘坟墓的结果。最近作为应对开放化的对策,有人提出内国企业的大型化——所谓防御性集中——其目的在于强化内国企业对抗进口的作用,而不在于促进它们充当进口商的角色。富裕层住宅区周边出现进口品专门卖场,百货店里高价进口品专柜的面积再次扩大,这些现象也都在过度进口与过度消费的框架之内。 不能只把过度消费的责任归于家庭与企业的姿态。政府方面责任更大。首先,财政膨胀与过度消费直接相关。若在财政规模膨胀与追加预算的模式中存在“大政府的更大消费”趋势,理应加以抑制。财政规模是适度通货政策的基调。进行过度消费的家庭的姿态,以及以见物生心之手法利用这一点的企业商术,追究起来也与政策失败有关。房地产政策的失败铺就了不劳之富的捷径,对外开放化政策则忽视了大企业充当进口代理商角色的经济因果。也属于民主化成本一部分的软绵绵的国政基调,正在加速美德的失踪。今年夏天也可见到的各类领导层涌向济州的风潮,国民大众会怎么看呢。 在人均收入5000美元的门槛上进行2万美元时代的过度消费,只有根治这一亡国病,增长的原动力才会复活,跻身发达国家的梦想才能实现。当家庭、企业与政府三者抛弃放纵,当坚决的国政领导力引领着从这种放纵中脱身时,过度消费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