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08-17 | 李炳浣

财政扩张…招致经济重病 <上> 贸易赤字·高物价·投机等利空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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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财政“脱缰”的批评正大量涌现。 批评认为,国家经营缺乏头绪,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自只顾寻找生路,处于漂流状态。 有指出称,其中本应比谁都更把握重心的政府反而继续着放任的财政,从而在整体混乱中起了带头作用。 特别是在第六共和国政权最后一年1992年之前,各部门集团利己主义盛行,都只顾争取自己的份额。 对财政膨胀的麻木弥漫于所有部门,以各种理由高速公路通行费、汽车保险费等公共费用被上调或正在推动上调,尽管预计将出现史上最大的国际收支逆差,却找不到明确的应对手段,只能袖手旁观。 另一方面,有人以社会间接设施投资为理由主张新设目的税,在合理测算尚未出炉的情况下高速铁路建设被匆忙推进,对经济性极为可疑的大田世博会等各种税制、金融支援也接连出台。 仿佛重走已引发各种严重副作用、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热病的五个新城建设等无理的200万户建设计划的老路,总投资42万亿韩元的电源开发计划毫无顾忌地出台,农业结构调整事业也公布了40万亿韩元的投资计划。 一切都要靠国民税金解决的思路,正由政府毫无顾忌地提出。 其中尤其令人忧虑的部分,是政府失去节制的财政膨胀趋势。 第六共和国以来每年预算膨胀超过20%,尽管屡屡有批评指出这加重了过度消费、高物价、国际收支恶化、高工资、房地产投机、人力短缺等问题,政府的财政膨胀速度不仅没有减缓,反而在加速。 政府主张:国家财政变大、经济规模膨胀,怎么可能缩小政府财政规模?而且在收支相抵、并非赤字财政的情况下,为何财政膨胀会成为问题?不仅如此,还反驳说财政规模扩大怎么会成为高物价、房地产投机等我国经济痼疾的原因,甚至斥责“别说不懂行的话”。还补充主张说,第五共和国时期所谓零基预算等无理的财政紧缩,才是造成今天社会间接设施严重不足的原因。 果真如此吗?首先,第六共和国以来的五年多里,我国预算从第五共和国末期1987年的15万亿韩元规模增至今年的31万亿韩元规模,增长了两倍以上。 第五共和国时期10%左右的预算增长率,进入第六共和国后超过20%,最高达到24.5%(1990年)。 然而尽管预算大幅增加,政府作为预算增加名分提出的社会间接设施却呈现史上最严重的超饱和状态。这自然引出一个疑问:钱到底投到哪里去了? 也可以辩解说,是因为没想到汽车会如此激增,物流量超出预期大幅增加。结果上也可以充分理解为是因为国民收入增加、国民生活改善、经济规模扩大。那么结果真是如此吗? 住宅普及率进一步下降,而户均住宅面积增加,租房居住者在增多。物价持续上涨,甚至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全租与月租风波。 这说明财富并非通过生产性投资形成,而是投机性的非生产性财富增加,并出现偏重和加深。 这可以说是助长过度消费的享乐产业与房地产、股票投机风潮所表现出的现象。 原因不必细究,源于政府无视经济逻辑而滥发政治性开发承诺,财政膨胀为此提供了支撑。 政府通过财政膨胀松开腰带后,此前(第五共和国时期)被抑制的投机性因素如火山般喷发出来。 仅几年前还达到50%左右的电力备用率,不知不觉竟引发限电局面,这正是反证。 政府对这种现象含混其辞地称之为民主化成本。 但常识是,民主政府的最大福利就是物价稳定。在政府即便勒紧腰带、被压抑阶层的不满仍不少的情况下,政府却通过财政膨胀反而加以助长、把整个国土变成投机场,这种主张只能说毫无说服力。 财政膨胀基本上伴随刚性经费的增加,而刚性经费的消费性强于附加价值生产,这是不言而喻的。 正如第七次中期财政计划所显示的,在持续扩张财政的同时,事业费比重仍在34%左右徘徊,国防费、人工费等刚性经费依然占绝对比重。 税收负担也计划到1996年提高到22%左右,但住宅等国民福利领域的比重目标仅为全部事业比重的22%左右,比今年(24%)还有所后退。虽有人以外国(发达国家)的例子主张税负率偏低,但有指出称,把“从摇篮到坟墓”负责国民生活的国家与我国的税负率相比较,实属荒谬之论。 更何况考虑到我国除税金外所谓被摊派的各种费用几乎与税金相当,有批评认为实际的国民负担率反而超过发达国家水平。 刚性经费持续保持高比率,政府的庞大化起了很大作用。 第六共和国初期,行政改革委员会曾以追求“小政府”为目标提出缩减各种政府机构,但结果不仅没有缩减,反而以各种厅级中央机关升格为部、公报部与文化部分离扩大、各种国策研究所新设而告终。 此外也有指出称,针对时局的警察人力等急剧增加和时局经费的巨额增长,很难仅视为民主化成本。【记者 李炳浣】 [表]◇1992年至1996年岁入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