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西方制裁 天安门事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直到天安门事件两周年过去的今天,这一事件留下的深刻创伤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依然是巨大的障碍因素。 首先,该事件之后美中关系跌落至最恶劣的状态。如果想到中国的现代化政策与“美中关系正常化”这一重大事件同轨而行,而中国的现代化政策只有通过与西方的紧密经济合作才能实现这一事实,那么美中关系逆转为最恶劣状态一点,就意味着对中国推进对外经济合作是致命打击。特别是1983~86年间迅速推进的两国间政治、经济战略合作关系崩塌,两国关系再次退回到极端冷淡的对立关系,通过这一过程,两国得以重新评估彼此之间“美中关系的界限”。 美日与西方以人权问题为先,拒绝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并推行通过经济制裁孤立中国的政策;中国则把天安门事件界定为“颠覆体制的阴谋”,为突破西方的经济制裁与孤立政策,“构筑自主外交路线”变得不可避免。 西方的经济制裁给中国经济全局带来了严重打击。开放政策已过10年的今天,中国经济依然处于脆弱状态这一事实暴露无遗。在西方经济制裁持续一年期间,过去屡创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那种富有弹性的上升气氛完全断了脉。其结果是严重的。在中国经济各个领域推进的改革措施被中断。口头上说要扩大开放,而所有政策在内里却更加收缩。大城市重新恢复了配给制度。价格体制改革被中断。中央集中管理方式得到强化。市场趋于紧缩,各企业库存积压,企业之间的资金循环受阻(三角债)。 随着经济制裁全面展开,来自西方的技术与资本交流被中断。外国人投资急剧下降,与外部的交流自不必说,连游客的脚步也断绝了。 期待进军东北部 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国对内以共产党特有的高压方式维持体制稳定,对外则把全部外交力量集中于突破西方的经济制裁。 中国首先需要以国家间双边的立场、各个击破的方式来化解西方集体经济制裁的“压力”,同时积极加强与那些未积极参与西方经济制裁的周边国家的关系。这一点需要留意。 因此,中国之所以积极加快改善对苏关系,之所以急于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建交,追究起来也是为了突破西方经济封锁的行动。留意中国的这些行动可以发现,在与中国的周边国家,泰国、越南、朝鲜自不必说,在与巴基斯坦或以色列的关系上,中国也急速转向全方位外交的立场。 从这一视角看,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体制危机成为使韩中关系更趋积极接近的契机,而中国为摆脱危机走上全方位外交这种极为“现实的外交路线”,也成为其从根本上重新评价韩国的动因。也就是说,中国认为在突破西方经济制裁方面,实际上加强与韩国这样国家的经济合作可以起到一个重要的“杠杆作用”;恰好韩国政府未积极参与西方的经济制裁,从而双方互递了“韩中两国的利害关系有可能一致”的信号,这一点正是暗示韩中两国有可能迅速接近的事件。 然而,中国急于改善与韩国关系有相当具体的理由。那是什么呢?首先从经济层面来看其理由。若简单概括最近中国经济的特征,可以用“四高一低”一词来表达。 这正是对高利率、高速度(增长)、高库存、高工资以及低效率的凝练概括。对于当今的中国经济,因人而异,有人认为是正常的,也不乏与此相反、认为工业依然处于过热状态的专家。与过去不同,中国经济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侧面,强调哪一个侧面不同,解释也会不同。 但通过这种四高一低的现象,外国投资者认识到,中国经济中过去曾可见的中国特有的“新鲜投资魅力”正在消失,并相对地判断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条件会比中国的投资环境有利得多。 最近中国的外国投资增长率没有大幅提高,恐怕也与这一背景不无关系。从中国的实情看,必须积极引进外国人投资。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幅度,使外国人投资在各个领域增加。 不过,就韩国企业的投资而言,虽与投资规模有关,但也有与外国人投资的地区偏重联系起来考虑的倾向。在中国,外国人投资偏重于特定地区,会从地区均衡发展、收入不均衡、社会福利到产业设施分布不均,引发地方之间的差距,因此中国政府希望韩国企业尽可能增加对外国人投资相对稀少的东北地区的投资。举例来说,今年上半年广州市的外资利用额为1亿8千万美元,这是山东、辽宁或东北地区无法相比的规模。 交易规模急增 中国的领导层认为,如果韩国的大企业积极投资于地理上邻近的河北、山东、辽宁一带,不仅能成为经济活跃化的引爆剂,而且对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也会有很大帮助。 除了这种对经济合作的期待之外,也有从奠定出口市场基础的意义上急于推进韩中关系的一面。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和来自美国的通商压力,韩国市场的全面开放正在临近。审视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可以发现韩国是一个具备优良条件的市场。特别是从对美进口规模很大的玉米开始,到大蒜、花生、芝麻、薏米、荞麦,韩国成为中国农副产品再好不过的市场。 举例来说,1989年仅为28万2千吨的中国产玉米进口,1990年急增至80万吨。据饲料进口商预测,今年以后其进口规模预计每年将增至100万~150万吨。考虑到1989年饲料用玉米的总进口规模为552万8千吨,其中来自美国452万5千吨、泰国38万4千吨、中国28万2千吨,那么自中国的进口增长势头显示出惊人的可能性。按中国的计划,今年两国的贸易规模预计将超过进出口50亿美元水平,明年也要将贸易规模大幅提升,然后到1993年把两国贸易扩大到100亿美元。从中国的立场看,还有哪里存在如此巨大潜力的市场呢?为持续扩大这种中国商品比较优势较高的市场,需要制度和法律上的基础建设,而为谋求这样的机制,无论以何种形式与韩国政府的谈判都是不可避免的。 引进“增长模式”热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必须加强与韩国关系的因素。中国现在希望从韩国企业那里学到从西方难以直接转移的广泛轻工业领域的“生产过程技术”,以及比较具有中国式中央集中管理型企业管理体系的韩国企业的有效企业管理方式,和通过提高生产率与效率来“强化竞争力”的方法。甚至包括过去韩国是如何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动员资本、如何有效运用的。从社会间接资本的扩充过程、投资与管理,乃至外汇管理制度,中国都想通过“韩国式模式”来克服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 在中国看待的韩中关系中,不可能排除政治因素。表面上虽未凸显,但实际上韩中关系改善所带来的连锁效应,在政治上必将引起最大的波动。 首先,中国试图通过改善韩中关系孤立台湾政府。事实上这一点属于相当紧迫的课题。台湾内部出现的“台湾独立”倾向,特别是按中国的判断,现在的李登辉体制排斥具有与大陆连带意识的政治人物,并把舆论引向台湾独立一方,因此中国认为,为从本质上解决台湾问题,强加彻底的国际“孤立”是有效政策。 中国也可能把加快改善与韩国的关系作为孤立台湾战略的一环。当然中国对此事实绝口不提,并强调“台湾问题”不会成为改善韩中关系的任何障碍因素。 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然,在韩中关系改善过程中,难以把韩国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用作强有力的“谈判牌”,这一点从迄今为止韩国政府的态度中也不难读出。然而韩台关系具有“历史上的深厚根基”。无论以何种形式,既有的友好关系都会延续,正因如此,中国也认为这不是与韩国进行一次政治谈判就能了结的问题。 中国对韩国的政策出现了发生划时代变化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南北韩加入联合国之后,朝鲜半岛上的“两国体制”在国际上获得公认,中国现在将把韩国承认为一个“国家”,并因此在朝鲜半岛上的政治活动幅度正在扩大。 直到最近一直显示出两面性的中国对韩政策,逐渐开始显露其轮廓。 按个案灵活应对 中国具体提到与韩国的建交问题时,提出了几个充分条件。首先以今后既有的中朝友好关系继续为前提,并表示‘在南北间对话取得进展、日朝关系得到改善之后,当美朝关系接近或朝鲜半岛紧张缓和的气氛扩散之时,韩中之间的建交才有可能’。这种说明看似从中国当局者或专家口中听到的老套解释,但事实上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提出的所有这些充分条件都在迅速变化,并原样反映着“朝鲜半岛的现状”。特别是梳理中国看待这种现状的视角,可以看出韩中关系已经成为需要制定时间表的“紧急议题”。 因此,今后中国的对韩政策首先会从为掌握谈判主导权的行动上出现很大变化。它将进一步强化政经分离政策,切入韩国民间与官方之间的缝隙;为争取眼前的经济利益,将按个案(case by case)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与机敏。看来,就像北京亚运会时那样,在民间领域将更加强调友好气氛,而对政府一方则只会持续“事务性接触”。 从中国方面看,韩中建交并非最终目标,追求经济实利才是目的,因此它将一边营造通过民间扩大交流、奠定经济合作基础、吸引投资的气氛,一边摸索最终政治谈判的时点。 在此过程中,中国尤其会首先根据经济利害关系在哪一方来行动,因此我国政府在着手韩中建交之前,也需要系统地整理好民间与官方的对华接近战略与谈判方式,并须牢牢设置“机制”,使两国都只能通过面向政府的一扇窗口进行谈判。 [照片] 吴镇龙(国际民间经济协议会·研究委员) [照片] ◇在韩中关系迅速推进之中,在韩中经济阁僚会谈上相互经济、贸易合作的重要性正逐渐增大。照片为90年第23次会谈。 [照片] ◇建在中国福州市(福建省省会)的大宇电子工厂。这里年产30万台冰箱。
1991-08-14 | 吳鎭龍
天安门事件后的韩中关系 -三位专家的现地分析 <2> 对韩政策坚守政经分离 追求经济实利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