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农民近几年生活在稻米丰收却仍要哭泣的“反讽时代”。 即便不必翻出“春荒”这种陈旧的感伤词汇,想到直到1983年还因大米不足而忙于确保进口渠道,而大米自给率达到108.8%、仅出现8.8%剩余是1989年的事,更令人感到隔世之感。 有人称这是在大米消费相对于生产急剧减少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局面,但多数指出,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和执政党的米谷政策始终停留于纸上空谈、混乱不堪。 也就是说,从当年生产、当年消费的层面看本不算大问题,却对大米过剩这一事实过度兴奋,与其制定妥当对策,不如说政策出台过于轻率。 考虑到政策实施对象是在任何政策决定中都无法让自身声音显现的农民,缺乏充分事前研究、众说纷纭式的政策决定给农民造成的损害只会更大。 这种畸形的农业政策,也可从近来同时提出的、性质相反且并不准确的农产政策中看出:一方面引入属于减产政策之一的休耕补偿制,另一方面以应对南北统一为名转向增产政策。 就转向大米增产政策而言,其提出的依据是若南北交流全面展开,以目前南北产量难以自给自足,但随之有人指出,这是完全未考虑近来被比作“风暴”的乌拉圭回合农产品谈判结果的“幻想式空谈”。 此外,对于近来民自党乌拉圭回合支援团报告书中提议的休耕补偿制,党内甚至出现反弹,认为其本身并不具备足以作为大米市场开放谈判牌使用的稳妥性,且有违削减补贴的国际潮流。 任何政策都不可避免要随情况调整。但前提当然必须是在准确判断现实的基础上作出政策选择。 由于急速工业化,“年糕”被“披萨”挤到一边,这是我国农业无可否认的现状,但正如去年引起争议的收购价差额补偿制、以及今年2月秋谷收购取消国会同意的风波所显示,农业政策最大的问题正在于:作为矛盾调整实务主体的政府与执政党未经充分研究便大量抛出纸上空谈——这一点必须认识到。
1991-08-14 | 鄭求瑩
[记者观察] 农业政策的漂流 【郑求莹 政治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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