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1月5日上午11时。在釜山市田浦洞742号,伴随着轰鸣的机器声爆发出欢呼。第一制糖开始倾泻出雪白的糖。 这是韩国最大财阀三星集团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工厂、迈出进军制造业第一步的时刻。 李秉喆生产出的国产糖畅销无阻。当时进口糖每斤售价300圜,CJ集团只卖100圜,一年内仍赚取了30亿圜净利。 战后各类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只要能生产出任何东西,巨额钱财便自动滚滚而来。然而资本与技术底子薄弱的国内企业所能生产的,充其量只是食品、服装等吃穿所需的简单加工型消费品产业。特别是美国援助以消费品为主,即便拿到美元,除了消费品领域也无处可去。 制糖、制粉、棉纺织——因颜色皆白,被称为“三白产业”。 如今赫赫有名的大财阀、大企业大多是在这一时期借三白景气攒下了事业本钱。 1953年首次生产糖 制糖方面,1953年以CJ集团为首,1954年李汉垣创办韩国精糖,1955年金季洙创办三养社,1956年薛卿东创办大东制糖,同年海太制果也进军制糖业。东洋集团创始人李洋球也曾出任李秉喆为独家销售糖而设立的大韩精糖销售(株)的代表理事,涉足制糖业。 制粉工业方面,李汉垣、金泽珤、金龙成等人共同承购原敌产日本制粉仁川工厂,设立大韩制粉;崔圣模创办东亚制粉;李秉喆也于1956年通过CJ集团进入制粉业。 此外,赵洪济从CJ集团脱离出来参与制粉业,为今日晓星集团奠定了本钱。 在粮荒极为严重的当时,这些制粉工厂获得政府特别外汇贷款以配备生产设备,以美国作为援助物资提供的PL480剩余农产品为原料生产面粉等。这真可谓稳赚不赔的生意。 历史相对悠久、敌产工厂较多的棉纺织产业成为韩国财阀的产房。 金成坤将承购敌产朝鲜织物而设立的金星纺织在战后重建,靠白棉布生意打造出今日的双龙集团;薛卿东将郡是工业大邱工厂改为大韩纺织,缔造了大韩电线集团。 韩国最早的财阀“泰昌财阀”也是以泰昌纺织(现邦林纺绩)的棉纺事业为跳板诞生的。品类稍有不同,但鲜京、韩一集团等也都从纺织工厂起步,最终戴上了今日“十大财阀”的桂冠。 这些三白产业在生产方面,因当时韩国经济以援助物资为基础,原材料较易获得;在销售方面,正值物资匮乏之际,产品刚生产出来就被一抢而空。 加之特别外汇贷款等优惠性金融支持随之而来,政经勾结使逃税亦被制度化,巨额暴利得以积累。每年物价上涨30%至80%,而援助物资接收资金的贷款年利率仅为13.9%。商业票据贴现利率也不过年息17.5%。从银行借钱来用,等于由通胀代为偿还。 政府在还都后着手重建纺织工业。1·4撤退后,纺织设备甚至被疏散至济州岛。釜山、马山、仁川、首尔等地部分设施未遭战火而保存下来。计划是将这些整合起来重建棉纺织工业。 政府将泰昌纺织列为首批对象。泰昌纺织的社主白乐承,在李承晚总统居于梨花庄时每月提供生活费,李承晚就任总统后又做其爱吃的药食送往景武台以示忠诚。 也有诸多试错 政府决定动用所持500万美元首次引进日本的纺织工厂成套设备,工厂设计为最新式。称为无窗工厂,设计上不设窗户,以空调和加湿器调节内部状态。然而在着手建厂之际,发现泰昌纺织代表理事白南一此前借用高利贷过多,已陷入难以周转的境地。产业银行经反复磋商,特别向白南一贷出10亿圜作为整理高利贷之资金。 不仅泰昌纺织,对其他纺织工厂及制粉、制糖领域的资金支持也持续进行。部分制粉企业还获得了不亚于泰昌的破格支持。 如果说金融特惠是依与权力层的亲密程度而有选择地给予,那么为筹集政治资金的“合法逃税”则是无差别地实施。 以糖为例,由原糖提炼精糖的收率为90%,而政府却核定为68%,借此筹措政治资金。业者因税款被扣减而获得不当得利,再从不当得利中抽出一部分作为政治资金,这便是手法。原棉变白棉布、原麦变面粉的过程中同样制造此类不正当利益,并将约一半收缴为政治资金。 这一拙劣手法被揭穿,即所谓“三白风波”。 用低息政策资金购入原棉、原麦等各类援助物资作原料,制成的产品在物资匮乏中以叫价售出,再加上逃税,钱自然滚滚而来。 凡是插手三白产业的人,都在短期内以轻易的方式暴富。韩国大多数财阀能在50年代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也源于这样的时代状况。 不过,赚取巨财并非人人可得。对在制造业萌芽期建厂的人来说,必须跨越许多试错与难关。 1951年1月11日在避难地釜山重建三星物产的李秉喆投身贸易业,一年内便握有50亿元的巨款。名为贸易,实为从国外进货销售的进口商。用李秉喆自己的话说,这是“在正常的市场体制或经济状况下难以想象的惊人收益”。 李秉喆决定用这笔钱兴建生产工厂,在造纸、青霉素、制糖三个行业间苦思之后,选定了相对容易上手的制糖。当时糖在南韩境内完全没有生产工厂,全靠进口。 李秉喆将釜山田浦洞釜山橡胶工业社旧址定为厂址,通过日本的田中机械订购了一条制糖机生产线。选择日本是考虑到组装、设备与生产技术的掌握相对容易,但因李承晚总统的反日政策而吃了苦头。即便是技术人员,日本人入境也被严格禁止,机器组装与试运转因而毫无着落。 朝鲜制粉倒闭 最终只能由韩方技术人员前往日本学习机器组装方法后回国。勉强完成组装,但机器无论怎样运转都出不了糖。 全体员工不分昼夜围着机器苦战之际,邻近铁工厂前来干活的一名焊工无意中问身旁技术人员的一句话传入李秉喆耳中:“怎么放那么多原料?”正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李秉喆听后眼前一亮。重新调整原料、少量投入后,接近成品糖的品质开始出现。原来是一次性向机器投入过量原糖,使机器不堪负荷。 情形略有不同,金季洙在兴建三养社制糖厂时也吃了不少苦头。金季洙1953年初申请建设制糖厂所需的外汇使用许可,但自由党政府迟不批准。 政府将三养社视为野党系企业,许可一再拖延,而几乎同期申请的CJ集团却获得批准,还附带外汇贷款。直到CJ集团出货试制品时,仍无任何消息。直到远比其晚申请的东洋制糖和韩国精糖也获批并建厂的1954年12月之后,才勉强发放建厂许可。 因此,三养社无法使用适用60比1优惠汇率的政府美元,只能承受320比1的高汇率,采购地区也被限制在欧洲,引进机器困难重重。 制粉业界因部分经营者的过度贪欲,导致大型公司垮台并出现格局变化。 日据时期担任日清制粉技术部长的尹奭骏是韩国人中最早的制粉技术人员,光复后承购日清制粉并设立朝鲜制粉。6·25之后因粮荒严重、面粉需求激增,朝鲜制粉不断扩建,将制粉能力由600桶(1桶为日产22公斤装小麦粉4袋的能力)大幅扩充至3000桶,成为制粉业界的领头者。 一举登上财界明星地位的尹奭骏把目光转向金融业后,事情开始走偏。当时自由党政权宣布市中银行出售方针,尹氏与三护纺织的郑载护围绕第一银行展开激战。当时郑载护凭棉纺织迅速成长,是跃居韩国第二大财阀的巨头。 在长达一年的激烈竞争中,势力不及的尹奭骏不得不献出巨额政治资金。最终败于郑载护,庞大的投标保证金被冻结,深受私债折磨的尹氏因郁愤突然去世。朝鲜制粉的永登浦工厂由当时在首尔北仓洞经营代理店的洪钟文以代理店保证金抵充接手,后来发展为大鲜制粉;釜山工厂经赵洪济之手转归崔圣模,成为东亚制粉。 商业资本家没落 与制糖、制粉相比,棉纺织走过的道路相对顺畅。 战后废墟之中,棉纺工业重建计划以美国援助和政府金融优惠为跳板积极推进,结果1955年纺绩部门、1957年纺织部门均超过6·25之前的水平。 受设施迅速修复与开工之力,棉制品的海外依存率由1953年的20.4%、1954年的24.9%降至1955年的5%,自1956年起进入完全自给阶段。特别是自1957年起开始棉制品出口与军需供应,棉纺织逐步成为代表性出口产业。反映这一情况,业界也在没有大变动的情况下保持稳定增长。 金炯楠与金龙周将共同承购的钟渊纺织光州工厂一分为二,各自经营日新纺织与全纺,至今仍兴旺;敌产幸运儿徐廷翼的东一纺织、薛卿东的大韩纺织等也维持着命脉。金成坤于1968年将金星纺织与太平纺织转让给大农的朴龙学,但这是为了将事业转向水泥领域。 然而,韩国最早的财阀白乐承的泰昌纺织、打着李承晚宠信的旗号近乎强占工厂的姜一迈的朝鲜纺织等与权力过于亲近的企业,随着自由党政权的没落,不得不经历易主甚至工厂彻底消失的悲运。 与此同时,始终未能对制造业开眼的商业资本家也走上没落之路。未能从战时景气的梦中醒来、一味留恋甜美商业资本的企业,最终都落入被遗忘的命运。 同为商业资本,却迅速转向产业资本、尽享三白景气的50年代胜利者,搭上60年代以后的开发热潮,享受各种特惠,巩固了今日财阀的地位。 <特别采访组> ◇李炳浣(经济部记者) ◇李百万(同上) ◇郭永吉(同上) ◇崔南洙(同上) ◇崔元龙(社会部同上) [表] ◇三白产业主要参与企业 [照片] ◇韩国最早的制糖工厂——韩国财阀在50年代凭制糖、制粉、棉纺织等三白产业尽享战后好景气,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并备下成长的本钱。照片为韩国最早的制糖工厂第一制糖釜山工厂的建设场景。
1991-08-13 | 李炳浣, 李百萬, 郭永吉, 崔南洙, 崔元龍
大河实录 韩国经济半世纪 <31> 第二部“踏过废墟”<从停战到4·19> 三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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