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对韩国人而言,“竹幕”一词也已变得陌生。二战后把世界分割为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壁垒已经崩塌,加之中国自身为摆脱经济低迷,正对我国作出种种“有意味”的姿态。然而,中国即便不再是“竹幕”,对我们来说仍是一个无法看透其内里的谜一样的国家。为了解中国的这一内心,首尔经济新闻特邀安秉俊教授(延世大学政治外交系)、朴椿浩教授(高丽大学法学系)及吴镇龙博士(国际民间经济协议会研究委员)等3位中国问题专家,连载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之后亲赴中国实地考察所了解到的中国实况。该专题将分6次刊载,重点分析天安门事件后急剧变化的中国对外政策中朝鲜半岛的地位,尤其是邓小平之后的中朝关系,以及韩中关系改善对东北亚局势的影响。【编者注】 人权问题成为障碍 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并无大的变化。只是由于美国及西方国家以人权为由对中国实施制裁,中国为摆脱国际孤立竭尽全力,但对美关系至今依然紧张。另一方面,对日及对苏关系逐渐改善,而对朝鲜半岛则以追求稳定与和平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调。 随着冷战结束、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展现出卓越领导力等国际环境急剧变化,中国着力于为解决国内问题服务并克服对外孤立。在国内维护“社会主义”以求稳定与团结,继续推进经济改革所需的开放,并不惧西方国家的制裁,在国际社会恢复受尊重的地位——中国为此倾注了全部外交努力。 达成这些目标的方法,便是营造和平与发展所需的国际环境。尽管美苏之间冷战正在终结,但仍存在冲突的土壤,因此中国的基本战略是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不与任何一方过分靠近,推行独立自主外交。为使经济改革取得成功,中国持续对美、日及西方国家实行开放政策,并视具体事项以实用主义方式谋求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构中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追求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十分重要。例如,当联合国安理会就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通过决议时,中国以弃权的方式认同了美国主导的联军行动。 中国在坚持这一温和路线的同时,努力改善在天安门事件中受损的形象,而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向由邓小平等元老决定。不过,天安门事件后中国能够相当灵活地适应国际秩序的变动,据推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外交部长钱其琛、副总理吴学谦等技术官僚的意见。 对美紧张依旧 具体而言,最近两年中国所重视的,表现为改善对日及对苏关系、化解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在联合国配合地区争端的解决努力。中国之所以要改善与日本的关系,尤其是为了缓解因美国及世界银行冻结贷款而形成的资金困难。日本是西方国家中首先提议解除对中国经济制裁的国家,中国对此积极响应。1990年7月在休斯敦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上,海部首相宣布日本将恢复对中国的贷款,此后中国的对日关系逐步好转。中国曾于1979年从日本引进3309亿日元的第一次贷款,1984年获得4700亿日元的第二次贷款,1988年获得8100亿日元的第三次贷款,但天安门事件后支付被暂缓。1988年当时日本对中国的援助占其对外援助的36.6%,因此第三次贷款的恢复对克服当时国内面临的经济危机帮助极大。为此李鹏本人于1990年访问日本,并邀请海部首相在1991年内访问北京。 中国虽然对日本重新武装表示忧虑,但认为只要日本维持与美国的安保条约,就不必对其过分疏远。因为中国领导人清楚地知道,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不得不吸收来自日本的资本、技术和知识。不仅如此,扩大与日本的合作有助于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由此我们也可窥见自古代传承下来的“以夷制夷”式平衡外交。 尽管戈尔巴乔夫1989年5月访问北京刺激了天安门的学生示威,中国仍稳步推进与苏联关系的正常化,因为这样做有利于和平环境和国内经济改革。1990年李鹏总理访问莫斯科,1991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再赴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举行首脑会谈,就边界问题、经济合作乃至军事合作签署协定,这表明中苏关系正在迅速好转。 向苏联提供大规模援助 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决定向苏联提供7.3亿美元的商业贷款。这是为使苏联能够购买其国内供应日益恶化的消费品而采取的措施,据说邓小平在内部文件中表示,这是为了帮助苏联人民。另一方面,苏联决定向中国出售24架苏-27,意味着中苏关系已推进到可以交易尖端武器的程度。1990年中苏贸易额达43.8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约20%。由此可见,中国为应对美国中断尖端技术转让,也在扩大与苏联的军事及经济交流,这同样是平衡行动的一环。但这并不能如部分观察人士所指出的那样,被视为回归1970年代的三角外交。 因为中国目前仍更需要与美国的合作。 天安门事件一直是中国对美外交中最负面的因素。这一事件使美国国内对华共识瓦解,国会和媒体中主张只要中国国内人权状况不改善、美国就不应延长最惠国待遇的舆论持续高涨。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是中国向阿富汗、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等国出售核武器和导弹的事实。不仅如此,中国监狱中囚犯制造的纺织品在美国市场销售一事也被曝光,引发风波。雪上加霜的是,1990年中国对美顺差达104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顺差国,并有预测认为今年这一数字将达到150亿美元。 期待最惠国待遇 布什总统提议将最惠国待遇再延长一年,但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了附加各种条件的延长法案。中国释放了部分在押人员,并在一定程度上自我约束原本向40余个国家出口的武器销售,期待最惠国待遇得以延长。尽管如此,中国并未明确承诺会自我约束核武器及导弹出口,在对美纺织品出口方面也没有明显自我约束,在开放国内市场方面亦未采取果断措施。 与此相对照,中国在联合国就海湾战争的制裁问题与美国保持一致步调,并开始对军备裁减表示关心。在柬埔寨局势上,中国也停止了对红色高棉军队的支援,促使各方达成政治解决。 最后,对朝鲜半岛,中国强调和平与稳定,并主张为缓和这里的紧张局势需要南北对话。同时,中国仍与朝鲜维持所谓“唇齿关系”的政治同盟,对韩国则基于政经分离原则,只主张扩大经济伙伴关系,这就是中国的朝鲜半岛视角。 与这一官方立场相对照,自1990年年末起,中国正以有别于对台湾所采取的“一国两制”政策的方式来处理朝鲜半岛统一问题,对此我们有必要留意。在目睹德国及也门的统一之后,中国以新的态度认为,各分裂国家的统一应依各自固有情况来实现。在此脉络下,中国不希望给朝鲜造成冲击、使那里的社会主义体制骤然崩溃,因此1991年5月派李鹏前往平壤,力图使其安心。但除此之外,中国判断,若赞同朝鲜在签署核安全协定上迟疑、以及南北以单一席位加入联合国的立场,将成为损害中国在国际社会威信的负担。 这一点在江泽民1990年5月19日与戈尔巴乔夫共同发表的声明中体现得很清楚。现将相关段落引述如下。 “中苏两国共同认为,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缓和对整个东北亚的稳定极为重要。双方欢迎近来朝鲜半岛发生的积极变化,并重申将支持通过对话与协商实现南北和平统一。两国希望南北双方继续为改善相互关系进行对话,同时呼吁南北双方克制任何妨碍朝鲜半岛缓和紧张与和平统一的行动。” 事实上,中国在谋求经济与安保利益方面,比起朝鲜更需要韩国。正因如此,1990年9月底苏联与韩国建交三周之后,中国便与韩国互设了可行使领事业务的贸易办事处。去年韩中贸易额达38亿美元,今年预计将达到50亿美元。如此一来,韩中贸易将超过中苏贸易,双方将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 签证手续繁琐 尽管中国如此更需要韩国,中国领导层却存在多少轻视韩国的倾向。例如,据说邓小平在与李鹏等最高领导人的会谈中指示了“建交宜等、经贸宜速”的原则,即与韩国建交要等待,经济与贸易则要加速。然而邓忽视了一个事实:大规模投资和技术转让在没有邦交的情况下无法圆满达成。为遵循邓的指示,中国国际商会会长郑鸿业提议与韩国贸易振兴公社签订贸易及投资保障协定。 另一方面,中国在坚守政经分离名义的同时,在多边国际机构中发展了与韩国的官方接触。韩国支持北京亚运会的举办,两国外交官在联合国、东盟、亚太经社会及亚太经合组织等场合进行了直接对话。特别是今年11月韩国将在首尔主办第三届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处于解决中国、台湾及香港等“三个中国”加入问题的位置。 如此,韩中之间的经济、体育、外交接触与交流日益深化。1990年约有3.2万名韩国人访问中国。但直航航线尚未开通,签证手续也非常繁琐。为了计划进入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人士的便利,中国当局也应与韩国当局发展无隔阂的协商与交流。或许如果日本与朝鲜建交,中国也就能够与韩国断然建交。
[照片] ◇在中国社会各种问题集中爆发的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政府表面上未显示大的变化,同时加快了与西方乃至苏联的政治、经济接近。 [照片] ◇仿佛象征着今日中国开放政策的、竖立在天安门广场南端的韩国金星社广告牌。有分析认为,在中国这种开放政策下,韩中最迟将在明年上半年建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