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08-01 | 李輔聲

[本报创刊纪念大学生征文佳作] 物价稳定对策 李辅声(首尔大学经济系3年级)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自1989年以来开始显现不安苗头的物价问题,近来呈现出严重态势。随着指数物价明显上升,社会整体弥漫的物价上涨预期心理,极大地妨碍了健全社会经济秩序的形成。 意味着一般物价水平持续上升的通胀,会以不良方向重新分配财富与收入。在通胀结构下,债权人的财富转移给债务人,作为盈余支出单位的家庭的财富转移给作为赤字支出单位的企业。通胀还不仅带来绝对价格水平的上升,也带来相对价格体系的变化。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必然发生投机,此时金融资源过度流入投机部门,引发非正常的过剩生产,可能扭曲生产结构。 物价上涨会恶化国际收支。国内价格上升时,自然会增加进口需求,并削弱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使国际收支恶化。 这种通胀弊害最终使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更偏好通过提价追求利润,从而懈怠于技术开发和提高生产率等作为经济发展关键的经营革新。 当前我国社会助长物价上涨的风气弥漫,政府政策中也有许多引发通胀的内容。过度消费现象与储蓄率下降、不分场合的争取自身份额运动、财政金融膨胀、滥发开发承诺、建筑景气过热等即是如此。不平息这种通胀幽灵,持续的经济发展就难以实现。 物价对策通常可分为需求方面与供给方面两部分来考虑。需求方面的对策是通过财政金融紧缩抑制民间部门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相反,供给方面的对策是通过抑制工资上涨和提高生产率等减轻成本上涨压力。根本性、长期性的对策最终归结为扩大供给能力。 那么,就我国社会的物价不安问题,基于这两种视角来提出其成因与对策。 物价上涨的最大因素仍是财政金融的膨胀。从我国经济的条件来看,近来的通货膨胀有过度之感。政府主张,为使中长期稳定基调扎根,强化制造业竞争力和扩充社会间接设施比短期物价稳定更为紧迫,因此难以过度紧缩财政金融。但撇开外形上的膨胀量不谈,在内容方面抑制可有可无的财政支出、改善货币供给结构的必要性始终存在。即应果断推迟并不紧迫的各种承诺项目的优先顺序,缩减不分场合的政策金融,并将金融贷款的内容稳健地引向生产性部门。 此外,未能妥善管理1988至1989年的大规模经常收支盈余,也是引发当前物价上涨的一个因素。房地产价格暴涨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租、月租价格及办公室租金暴涨,也可列为物价上涨的因素。 除此之外,近几年工资的急速上涨以及由此导致的制造业竞争力削弱,也对物价上涨贡献不小。未来学家预测,经济高度发达后,将迎来金融、证券、保险等服务业产业比重高于制造业的“脱工业社会”。然而这种主张源于对制造业产业间扩散效应的错误把握。如经验事实所印证,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并非由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而是在制造业稳健的基础上实现服务业的成长。近来我国似也萌生出这样一种视角:基于发达国家那样的自律市场经济体制,对出口支援金融和制造业投资支援金融等培育制造业的政策金融持否定态度。但这种主张或许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大势,却不是对我国经济的处方。 按照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通过高效而有效率的投资活动,创造出提高生产率、提升品质、创造新商品等革新性效用。由此产生更多的就业岗位,供给价廉质优的商品。 然而当前我国在“劳动者是王”的口号中,正在贬低熊彼特所赞颂的企业家的地位,并出现企业家自身放弃企业家精神的倾向。眼下正是需要以激活制造业投资为中心、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时点。 在物价政策的具体运用上也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物价对策不宜以1年为期间单位,而应在数年期间内一贯地实施。因为当前的物价问题是过去数年间财政、利率、工资、生产率、汇率、政治、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累积的结果。因此,若为在短期内解决而采取勉强的冲击疗法,必然伴随更大的副作用。 同时,物价对策不应仅以其自身作为政策目标来制定。那样无法实现根本性的着手。除物价问题外,还应一并考虑增长、国际收支稳定、产业均衡发展、社会公平等多项经济目标。 特别是越在困难时期,政府树立政策可信度越为重要。 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为导出理论而设定的假设在得到证明之前,受到许多现实与时间上的制约。存在于不确定性社会中的经济学,是在当下时点以过去的经验知识为基础,通过对未来的预测展开而作出政策判断。因此,只有怀着信念与一贯性,协调而高效地运用一切政策手段,才能取得预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