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黎巴嫩被称为中东的瑞士。乌拉圭被誉为南美的瑞士。 然而内战使黎巴嫩变为废墟。阶级斗争把乌拉圭经济推入停滞的泥潭。 这里有韩国应当汲取的教训。台湾、新加坡也是一样。因为发展中国家仅凭十余年持续两位数增长,并不能因此获得抵御经济停滞与物价不稳的能力。 正如每天清晨时钟重新出发,韩国现在也应以一切才刚开始的心态面对。韩国要守住高速增长的神话,生产率必须持续保持比北美或欧洲高三倍以上。 经济学告诉我们哪些因素妨碍经济增长。 第一,恐怖主义、社会动荡、过激的学生运动。它们虽是革命的温床,但对经济发展只起负面作用。 第二,过度偏重公平的政策。若因此导致劳工运动激化,产业活动将大受挫折,国际竞争力下降,增长放缓。 第三,正如苏联戈尔巴乔夫体制所经历的考验所示,开放(格拉斯诺斯特)并不必然伴随改革(佩列斯特罗伊卡)。民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党内分裂、民族矛盾、政治混乱等。 智利似乎顺利而高效地摆脱了军事独裁体制。独裁者佛朗哥去世后的西班牙和萨拉查去世后的葡萄牙也走过类似路径。 韩国能否像这些国家一样,找到顺利推进民主化进程的智慧和国民共识?还是会落入80年代以后秘鲁陷入的混乱深渊?希腊也曾一度似有经济起飞之机。但打倒帕潘德里欧民粹主义而掌权的军政权留下了经济混乱。 墨西哥长期在一党体制下未能利用丰富石油资源的优势,最终因巨额外债负担导致经济崩溃。巴西和阿根廷的经验给韩国经济敲响了更严重的警钟。 我是在向韩国宣扬保守的意识形态吗?并非如此。我只是在谈现实。必须创造出适合民主化时代的新型领导力,克服转型期的社会矛盾。 战胜东欧和中国马克思式共产主义的,并不是哈耶克或弗里德曼的纯粹资本主义。二战后引领全球高速增长的,是源自凯恩斯经济学的混合经济。 我对韩国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因为有若干值得庆幸之处。 第一,劳动意愿强烈。这与纽约贫民区的人们不可比。热带地区更不必说。 第二,单一民族这一点有助于缩小收入不均。因此贫富阶层之间共享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较大。 这意味着政府可以更容易地处理扶助最贫困阶层和被边缘化群体的问题。同时税收制度也可以朝着提高教育水平、振兴科学技术的方向实施。 第三,向竞争体制过渡将提高市场机制的效率,抑制垄断资本的弊害。韩国可以不用政府的管控力来提升国民生活水平,而是让工资在消除劳动市场结构性失业的水平上决定,从而守住国际竞争力。 把韩国市场向外国资本和商品开放,是在确定与经济增长率相称的实际工资水平方面最好的方案。 我一直从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中寻找能够支撑韩国持续经济增长的依据。但也必须指出,没有任何保证说奇迹会无限持续。 美国的经济增长自1970年以后放缓。德国、法国、瑞典等也是如此。日本也在73年以后结束了两位数增长时代。 我想对韩国说,出口热度降温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应当明白,即使增长率从9%降到6%,仍高于北美和欧洲,甚至高于日本。 确实,享受过超高速增长的经济在下降到低一档的高速增长时,会遇到调整带来的各种问题。但这类矛盾与痛苦不应演化为政治不安或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 我不是政治专家,只是一名经济学家。正如我对韩国的经济体制抱有相当的感情,我也希望能够对韩国政治的未来抱有信任。
1991-08-01 | 폴 새뮤엘슨
[世界硕学专栏] 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保罗·萨缪尔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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