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政策被视为第六共和国最大政绩之一。凡国家政策,无论其目标多么理想、多么合理,成败取决于是否契合时代潮流。逆大势而行的政策或目标不仅无法实现,反而只会产生种种副作用。 进入90年代以来,美苏之间的冷战体制终结,正如G7会议所显示的那样,大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层面的国际合作正不断加强。今年初中东“海湾战争”中,当“多国籍军”这一陌生的用语见诸报端时,我们不禁感到一丝冲击。“多国籍企业”一词我们早已常见,其内容也早已熟知。然而当“企业”一词被“军”所替代,其含义便难以揣度。但静下心来回想,便觉得“多国籍军”这一用语恰恰代表了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换言之,它意味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转向集团指导体制(collective leadership)。更何况前不久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17届G7首脑会谈上,连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也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由此看来,向G8集团指导体制的过渡亦可预期。 北方政策的重大意义在于能够敏捷地应对这样的时代潮流,并最终取得了南北韩同时加入联合国这一外交成果。 然而,北方政策的经济实效究竟有多大,不能不令人质疑。此前通过“国际民间经济协议会(IPECK)”与苏联、中国以及东欧地区进行了大量民间交流,但其经济成果未达预期。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苏联、中国和东欧地区改革政策成效不彰。但也不能将对北方经济政策一味交由民间层面。迄今为止的对北方交流,只是彼此确认了理念与体制的差异是多么巨大的壁垒。政府层面尚未提出能够具体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方向。 笔者认为,现在正是政府应采取更积极立场,以使北方政策收获经济成果的时候。为此,政府需要准确把握国际经济的时代潮流,并探索主动应对之策。在EC(欧洲共同体)的经济集团化、北美与南美的自由贸易区、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6国的经济合作机构等环太平洋经济圈所包含的东北亚经济圈中,韩国的地位需要再次审视。东北亚经济圈中,美国、日本、苏联、中国以及包括北韩在内,云集着与我们关系最为密切的大国。在这些大国利害关系相互交织之外,我们还面临南北韩经济交流这一不容忽视的问题。 围绕东北亚经济集团化,各大国都在按各自算盘相互观望,而北韩在该地区的应对方案上似也颇为苦恼。在此情况下,希望韩国在东北亚经济圈的形成上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立场。因为这或许正是北方政策收获经济成果的捷径。
1991-07-28 | 金信行
[时论] 北方政策收获经济成果之时 金信行<首尔大教授·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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