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革命可定义为一个社会中国家及阶级结构上急剧而根本的变革。社会革命伴随以阶级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暴动,呈现出社会变革与政治变革同时发生并结合的特征。因此,社会革命可与叛乱或不伴随社会变革的政治革命明确区分开来。 近现代史中能够找到的社会革命极为罕见,但其对各国历史和世界史的影响却极大。组织化的革命先锋集团往往大声宣称,革命的发生离不开自身的作用,并且倾向于对此自我确信,这也可以看作近现代史上革命所带来的影响。 那么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近现代史上的社会革命为何发生,其结果又如何? 在试图解释革命的既有理论中,若举出一个代表性理论,当属以马克思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理论。 马克思将革命理解为源于社会内部客观的、结构性矛盾而产生的以阶级为基础的运动。 然而问题在于,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其他革命理论也过于偏向主观的观念论,对革命的发生过程作出任意解释。例如,一种解释认为,一旦出现对抗既有社会的集团或阶级,他们随后便会围绕推翻既有社会的新理念有组织地结合,发展为革命运动的力量。但这种解释与“只要因既有社会内部的矛盾而使大众的不满被意识化,任何既有体制都无法存续”这一极为简单的逻辑并无多大差别。如果这种逻辑成立,那么镇压极其严酷、并不具合法性的南非政权,又如何能存续那么长时间呢? 革命并非出于革命意图而发生或被“制造出来”,而是源于国内社会政治结构性因素与国际环境因素而“到来”的。在革命过程中,社会阶级间的冲突、革命组织的建立、通过大众动员使激进先锋势力的纽带得以巩固等现象,在历史上确实可以找到。但这些因素虽是革命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却不能就此简单化地解释为社会革命的原因。 通过对1789年法国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以及1911年中国革命的比较历史研究所显现的明确事实是,必须从结构性视角考察社会革命,即在内部与阶级结构的发展一并对国家组织进行分析,并同时考察包含这一国家组织的国际结构。这些因素相互补充地造就出革命性危机局面,但最终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加以应对的国家组织的结构与能力成为重要变量。 近现代史上的三场革命,并非由旧体制内强有力的政治集团或革命家的有意行为所引发。来自列强的压力、使农民易于对地主发动暴动的农业性社会政治结构,以及行政与军事层面上腐败的国家组织的解体,才是这些革命的根本原因。 如既有理论那样,把构成革命契机的政治危机推到社会结构性矛盾之后,或将其理解为附带现象,社会革命便难以得到恰当解释。之所以忽视对国家组织的分析,是因为把国家的利益与既有统治阶级的利益等同起来,或把国家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种谬误在自由主义者的革命理论中也可以发现,即把既有政府所拥有权威的合法性丧失视为革命发生的原因。 通过丧失合法性的政权仍得以存续的历史事例,以及尽管存在社会阶级矛盾却失败的社会革命之类的事例,也可以看出对国家组织的结构与能力的分析可以成为重要的解释框架。因此,为解释社会革命的原因与结果,必须把国家认识为独立于社会经济利益与结构之外、拥有行政力与强制力的组织。这一视角对于说明社会革命过程中取代旧体制而建立的国家组织的结构与形态也是必要的。 通过近现代史所观察到的社会革命,虽带有阶级斗争的要素,却与马克思的理论预期不相符合。社会革命并非发生在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工业国家,而是发生在对外竞争中落后于竞争国的农业国家。 通过对近现代史社会革命的研究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过去曾经发生的巨大社会革命的原因与结果,在未来的先进工业社会中不可能再次出现。但历史的教训是,如果未来仍有那样的变革,它将取决于国家组织结构及其能力。而另一方面来看,在没有同时多发的社会变革的情况下,作为管理性、强制性组织的国家发生崩溃,被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此,先进工业国家要走上真正的民主化道路,就必须在没有剧变的情况下渐进前行,并须伴随以大众为基础、旨在使社会一切制度民主化的政治运动。 ◇国内译本=鹊出版社刊。 摘要:孔镕焙(延世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学)
[照片] ◇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 ▲生于美国 ▲毕业于密歇根州立大学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 ▲代表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