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作为经济政策综合主管部门的经济企划院将于22日迎来成立30周年。5·16之后于1961年7月成立的经济企划院,30年来与韩国经济的发展与荣辱相伴。从制定1962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迎来第六个计划的最后一年,共六次制定经济开发计划,并推行追求经济增长与稳定的经济政策。 60年代开发初期推行了以引进外资为代表的增长主导型政策,一度也经历过外汇通胀等试错,但仍创下超额完成增长目标的良好势绩。1965年为增加国内储蓄而实施的利率现实化政策对资本形成作出重大贡献,这也是韩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忽略的事件。 尤其是从开发初期就把国运押在强有力的出口驱动政策上并使之成功、从而实现高度增长,这同样是不可忽略的功绩。出口驱动的成功离不开民间企业的努力,但若没有政府在引进外资和工业发展方面的积极政策也不可能实现。 30年经济政策的功过难以尽数,但70年代末因急于博取功名的政策过度扩张,盲目加快重化工业投资,恰逢第二次石油冲击来袭,因而遭受巨大考验,重化工业的调整整理也以失败告终。此类试错是少数高层政策当局者官僚式独断误判所致,将长久留在我国经济史上。 可以说,这是未能汇集经济专家意见和国民舆论、由官僚主义的功名心所派生的过失。 不过,引领韩国经济30年的经济企划院的作用总体上得到肯定评价。自80年代中期起创下史上前所未有的巨额国际收支盈余,在债务减少之后不久便有望成为债权国,开始受到发达国家的关注。这固然得益于当时所谓“三低景气”的国际经济环境,但也可以评价为始终如一的出口驱动工业化政策的结果。 然而进入90年代,韩国经济再次面临考验。高工资、高利率削弱了制造业竞争力,过度消费与投机加剧了经济不安。其原因总体上在于盈余管理失当,在成熟阶段的政策运作中未能看清眼前一步,难以免除运营责任。 2 迎来30周年的经济企划院以及包括所有经济部门在内的政策当局的地位,今后必须有很大改变。对内而言,30岁的青年韩国不能继续保持此前少年时期的习惯;更重要的是,为适应对外急剧变化的开放与国际化浪潮,经济运作需要一场重大改革。 如今必须摒弃由经济企划院打头阵引领一切经济活动、经济部门事事干预的经济政策。事实上,与第三共和国时期权势极大的企划院长官的力量和地位相比,第六共和国时期青瓦台与执政党等在政策决定上的比重正在加大。与经济企划院独自主导的时代相比,不仅青瓦台和执政党,还更多汇集各界各层舆论,在民主化时代这可评价为值得期待的事情。但若给人政策决定实权由企划院转移到青瓦台秘书室的印象,或因各经济部门的割据主义而分散、进行随机应变而缺乏一贯性的政策运作,则并不可取。 因此,希望经济计划与政策制定以经济企划院为中心,同时排除过度的独断与独行,始终保持广泛汇集舆论的姿态。经济企划院终究是经济运营的司令塔,其他政府组织无法取代。 同时,随着韩国经济由开发阶段转向成熟阶段、迎来开放与国际化时代,经济企划院的作用和职能也应转变。应将制定经济计划、制定物价政策等政策课题的直接作用交给民间企业和市场机能,政府只承担协调政策方向和必要问题的职能。 当韩国经济不久之后要求像发达国家那样运营时,企划的职能重心也应转向预测与协调。在要求更精密的经济预测和协调者角色的同时,直接的计划与执行职能则应减少。 例如,最近社会间接资本严重不足,也可以视为经济企划院回避此类协调职能、只偏重于规划物价稳定或增长率的结果。弥补社会间接资本的不足,以及通过预测协调防止再出现新城市问题之类的事情,才是作为协调者的角色。 经济企划院今后应进一步强化协调者职能,其他直接性政策则交给市场机能,逐步加以缩减。
1991-07-22 | 서울경제
[社论] 经济企划院30年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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