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B(经济企划院的英文缩写)30年的历史,在我们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中,名副其实地与划时代的经济发展压缩史一脉相承……回想起来,在60年代初连GNP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比比皆是的年代,我们就编制了经济开发五年计划……” 这是最近迎来经济企划院成立30周年(7月22日)之际,经济企划院次官辅康奉均在经济企划院出身公务员的联谊团体经友会会刊上撰写的、回顾经济企划院足迹的文章中的一段。 康次官辅的文章颇为激动地表达了对迎来30年的经济企划院的过去与今天的感慨,而经济企划院曾是被称为“汉江奇迹”的韩国经济发展的政策摇篮与原动力,这一点难以否认。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条件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政治形态从过去的权威主义体制迅速转向多样化、民主化,看待经济企划院的目光也呈现出多种色彩。 在我国现代史上迈出军部执政第一步的5·16之后仅两个月诞生的经济企划院,是当时军事政权为弥补执政名分薄弱而设立的、旨在“摆脱贫困”的制度性装置的一环。 也就是说,它是当时5·16势力作为革命公约提出的“解决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民生疾苦……”的具体表现。 此后,经济企划院制定了支撑“增产·出口·建设”口号的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在这片土地上正式开启了开发年代。 随着五年计划持续推进,经济企划院在经济领域展现出坚实的领导力与权限,并显然成为支撑这一切的智囊集合体。 在持续的权威主义体制下,政治萎缩,而经济技术官僚时代却全面开花。 为筹措开发财源的外资引进达到顶峰,为扩充内资而开展的储蓄运动等,都是反映当时我国经济活力与热度的例证。 特别是第8任副总理张基荣(64.5~67.10),在历任副总理中任期名列前茅,与“推土机”的绰号相称,把开发经济战略推向顶点,随后进入第10任副总理金鹤烈时代(69.6~72.1),活力再度充电。 在经济企划院30年历史中,与张基荣·金鹤烈时代一同留下鲜明足迹的是副总理南德祐(第12任:74.9~78.12)。 他在我国经济学界及经济官僚界集结了所谓西江学派的新军团,我国经济也由过去纺织等轻工业时代,迈入钢铁·石油等重化工业时代的序幕。 5·16之后直到70年代,我国经济通过以经济企划院为中心的经济技术官僚们的意志、努力与智慧,对外名称由过去的落后国家变为发展中国家、中等发达国家。 曾作为经济企划院办公楼使用的光化门建筑,过去是管理对韩援助的USOM办事处,这也是显示韩国经济飞跃的象征性事例。 当时新村运动盛行,一位为学习“新村”而来韩的菲律宾高级经济官僚看到经济企划院办公楼后流下感叹之泪的轶事也出自这一时期。经济企划院办公楼在60年代还是由当时亚洲先进国家菲律宾的技术和技术人员建造的,而如今自己却要来学习韩国经济,想到本国的处境不禁心潮难平。 然而持续的增长与开发驱动政策到70年代末出现引擎过热现象,要求我国经济付出巨大牺牲。特别是与第二次石油危机叠加的过度重化工投资,一度把我国经济推向违约危机。 经济企划院内部出现反省与自责的动向,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进入80年代,“稳定中的增长”这一深呼吸开始成为我国经济政策的新模式。 军事作战式的开发驱动使我国经济的“光与影”鲜明凸显,阶层·地区间矛盾被放大,这也是经济企划院无法洗刷的遗产。 “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在80年代改为“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同样是显示新经济政策方向的象征。 经济企划院的光化门时代结束、果川时代开启(86年2月)后,关于经济企划院地位与作用的讨论再度变得严峻,这也是事实。 人们开始质问:在人均GNP5千美元时代、世界十大贸易国的经济规模下,作为开发经济时代产物的经济企划院是否还有必要。 特别是在民间经济的质与量发生巨大变化、信息化时代潮流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对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企划院地位,甚至出现了“必要之恶”的诊断。 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意见指出,只要部门间各自为政依然横行、民间企业的贱民资本主义属性依然存在,经济企划院的作用就更加重要。 特别是有分析认为,为应对世界经济集团化趋势与国际化矛盾、为统一作准备的经济政策等宏观国家战略,经济企划院的地位应当提升。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经济企划院如今也需要以三十岁为契机,为确立自身地位作出新的努力。 过去的荣光属于韩国经济整体,而今后的荣光则取决于经济企划院自身。有人指出,在5级以上331人中,博士26人,硕士以上占71%,作为高级智囊集团的经济企划院,如今为了自身的作用与活力应当更多地熬夜工作。 【记者 李炳浣】
[照片] ◇张基荣(第8任) [照片] ◇金鹤烈(第10任) [照片] ◇南德祐(第12任) [照片] ◇引领开发年代的光化门时代(61~86)的经济企划院办公楼(现文化部公报处办公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