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07-16 | 李炳浣, 李百萬, 郭永吉, 崔南洙, 崔元龍

大河实录 韩国经济半世纪<27>第二部“踏着废墟”<自停战至4·19>战后复兴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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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年7月27日。 战线上的炮声停息了。 如同漫长而沉闷的雨季终于结束,民族相残的悲剧也落下帷幕。 6·25动乱的终战,对我们民族一方面意味着“和平的重启”,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被战争紧张感所掩盖的“贫困的现实化”。 光复后刚刚开始学步的我国经济,在伴随巨大破坏与杀伤的战争之中,再次倒退回废墟状态。 若一定要用金钱衡量6·25动乱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损失规模,约为30亿美元。49·50会计年度的经常价GNP(国民总生产)约为18亿美元,也就是说相当于当时GNP两倍左右的经济力,因战争一夜之间流失殆尽。 虽然没有一处不留下战乱的伤痕,但工业设施的损失尤为严重。 除了共产军进攻被阻挡的大邱·洛东江东南方向的岭南工业地带外,京仁·三陟工业地带等南韩全境的生产设施都化为灰烬。本已一贫如洗的家底中好不容易置办起来的家什,变成了无用的废品。 实行融资顺位制 物价也上涨到了危险水位。 雪上加霜的是荒年接连不断,谷物价格飞涨,加之以军费为中心的货币投放过多,起到了刺激物价的蓄水源作用。 终战把复苏已经崩溃的经济这一最紧迫课题摆在了面前。 当时,为治愈战争给经济造成的创伤,政府的处方大体沿财政与金融两条线索确定方向并推进。 在财政方面,为激励企业复建和生产意愿,进行了由直接税向间接税为中心的税制改革;外国援助体制则同时瞄准国防力量强化与经济复兴,分为军事援助与经济援助两轨。 在金融方面,采取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等扩大货币供给的政策。 然而资金供给相对需求严重不足,还实施了人为限制贷款金额和顺序的制度。 这就是贷款限额制和融资顺位制。融资顺位制按农业·渔业·矿业·制造业等顺序赋予贷款优先权,优待第一产业。 由于换货资金紧张,还推出了把韩国银行持有的外资借给民间的外资贷付制度。 当时从韩国银行获得外汇贷款并打下成长基础的代表性企业是三星物产与金星纺织。 三星物产或许因经营者李秉喆出色的手腕奏效,借得外汇贷款中最高金额25万美元,建起了糖厂。这就是如今的第一制糖。 金星纺织则以外汇资金在安养建起第一座工厂,挂上公司招牌后逐步成长为屈指可数的纺织企业。 停战之后,为实现经济稳定,勒住物价的缰绳也成为紧要课题。政府把货币量增加视为物价不稳的主犯。 实际上,韩国银行的货币发行额从53年6月末的76亿换,增至7月末134亿换、12月末231亿换、54年6月末316亿换,持续急剧增长。 货币之所以以如此快的速度流入市面,是因为为弥补财政赤字每月发行10亿换的银行券。据说当时造币公社一天印出两卡车的银行券,情况大致可以想见。 总之,物价问题持续严重后,李承晚总统采取了前所未见的奇特对策。 李总统或许认为通胀的罪魁祸首在于大量印钞,便向治安局下达指示,54年2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查封了位于釜山市东莱的造币公社货币印刷机,命令不得再制造货币。 造币机查封闹剧 对此消息大为震惊的韩国银行总裁金裕泽跑进景武台,劝说李总统:“要防止通胀,与其不让印钞,更应阻止资金实际从银行流出,因此应解除印刷机的封印,通过财政与金融的多项政策来抑制通胀。”封印随即被解除。 这是对经济一无所知的李总统式的举动,但治安局也因此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担当了货币政策的主管部门(?)角色。 战后我国经济恢复体力的过程中,不可不提的仍是美国的援助。 美国援助在光复后至6·25之前的时期也曾是我国经济的“乳汁之源”,但战后其性质与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战前援助以粮食·医疗品等应急救援物资为主流,战后则正式引入了为从根本上重建经济的物资。 这一时期在数量方面也是援助集中涌入的时期。 从光复后至70年,约44亿美元外汇流入国内,其中一半(23亿余美元)是在53~61年间引进的,这一点很好地说明了这一情况。 战后美国援助的起点是塔斯卡三年对韩援助计划的启动(53年7月)。 关于这一计划的来历,当时的财务部长官白斗镇如此回忆。 “3月初的一天,美国国务院远东局经济事务官海曼丁格来找我,预告说根据阁下的提议,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派遣经济使节团,将于4月来韩国。并转告团长已任命塔斯卡博士。 塔斯卡博士于4月中旬与十余名团员一同抵达釜山水营机场。 对艾森豪威尔总统而言,其目的在于尽快结束战争、尽早帮助经济复兴,因而对韩国经济进行调查与再评估。 塔斯卡博士是意大利出生的美国人,面色也与我相似,处在能够同情穷人的立场上。”(白斗镇回忆录) 6·25战争接近尾声之时,白长官(53年4月被任命为国务总理)与塔斯卡团长共同商议,制定了美国对韩援助物资及资金输血计划,核心内容是三年内投入11亿美元,资本投资与其他的比例按6比4进行支援。 此后美国的援助分为依据共同安全保障法的ICA援助和依据美国公法(PL)第480号的剩余农产品提供两条线推进。 然而援助物资过度集中于小麦·原棉等消费品,也带来了提高国民消费倾向、打击农家经济的副作用。 “汇率矛盾”极为严重 美国的援助并不止于提供物资或资金。在帮助我国经济的同时,也积极介入经济政策的决定。 53年12月韩美之间签订的《关于经济重建与财政稳定计划的联合经济委员会协定》就是代表性事例。 该协定把韩国的财政及金融均衡、单一汇率的设定、自由价格原则等基本政策方向明文化。 不能否认这成为我国经济的正确指南,但不言而喻,它也存在只能容纳与美国利益相协调的内容这一局限。 不过,我国政府并非一味顺从美国的要求。 在讨论联合经济委员会协定所载内容的过程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美方代表泰勒·伍德协调官在李总统面前要求把联合国借款汇率提高到高于当时水平。李总统的脸色立刻僵住了。 李总统自认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过经济·哲学,懂一些经济,尤其把提高汇率会毁掉韩国经济当作一种信念。 加之他对美元极为珍视,也把这一点算在内:提高向联合国军借出的换货以美元偿还时所适用的汇率,美元收入就会减少。 因汇率问题与伍德协调官争执不下的李总统一度气得高声喝令他退出会场。总统的抵抗并不好对付,伍德协调官在汇率问题上也只得暂且后退。 由于李总统对汇率问题表现出“过敏反应”,汇率不时成为韩美之间的争端。 54年8月的事。 当时官方汇率统一为1美元180换,但市面汇率因对日贸易严重逆差、重石出口不振、美军撤离传闻等因素已超过500换线。 于此,美方要求把联合国军借款汇率上调至250换。我国政府的反应不问可知。 即汇率调整绝无可能。 当时的财务部长官李重宰更进一步,威胁称若到9月末仍不偿还借给联合国军的资金,将自10月1日起中断对联合国军的借款支付。 问题是这真的成为了现实。我国政府采取强硬应对后,美国也正面采取了反击措施。 基础产业起飞期 美国开始不再把置于联合国军司令部管理之下的进口油料交付给国内油料供应商大韩石油储存公司(KOSCO),民用油料配给由此中断。韩美“汇率矛盾”的火星溅到了意想不到的地方,表现为所谓“油料风波”。 “油料问题终究给韩国民间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恶性影响。生产活动受阻自不必说,住在半岛饭店的70名外国人因无供暖而几乎成了冰柱。 我不能不感到民族的悲哀。韩美两国是友邦,怎能如此?美方大概也会想,友邦之间竟然截断联合国借款,怎能如此。 然而睁眼看去,汇率不过是钱值高一点低一点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协商解决的问题,与因没有油料而使旅馆客人被冻僵的问题在本质上是有差别的。即便中断联合国军借款,联合国军总司令部还有替代方案,而没有油料时韩国方面却没有替代方案。” 白斗镇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况。 韩美双方经过这样的攻防,最终达成一致:不触动官方汇率,而把美军筹措韩元的方式由此前的换货贷付制改为通过韩国银行的美元公开售卖制。也就是说,让美军不再向我国政府借入换货,而是把美元出售给一般民众以筹措换货。 尽管韩美之间在政策上部分存在矛盾,战后经济复兴计划还是逐渐显现出成效。 矿工业生产在57~60年录得年均12.3%的高速增长率,54~56年间电力增长15.4%,矿业增长19.7%。 特别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平板玻璃·化肥·钢铁工厂等基础产业设备相继开工。 53年6月以大韩重工业为首,54年7月东国制钢、55年3月韩国玻璃工业、54年9月忠州化肥厂、55年11月闻庆水泥厂相继剪彩动工。 为经济装备耳目口鼻的工作开始启动了。 <特别采访组> ◇李炳浣(经济部记者) ◇李百万(〃) ◇郭永吉(〃) ◇崔南洙(〃) ◇崔元龙(社会部〃) [照片]◇迎接援助物资船的李总统 虽然因6·25停战恢复了和平,但随着经济状况恶化,只能依靠外国援助维持衣食住。照片为李承晚总统在停战协定签订后首次抵达釜山港的援助物资船前致欢迎辞。(53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