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市场开放后我国股市及经济形势的忧虑之声日益高涨。 资本市场开放是政府依据1988年底公布的《资本市场国际化中期计划》所作出的国际承诺,加之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谈判等开放压力不断升高,已是不可逆转之事。因此,剩下的课题只有尽最大努力将副作用降至最低,同时谋求股市与经济的质的成长。 当然,近来政府为应对开放,正为政策及制度上的配套四处奔走,但这样的努力是否能直接等同于开放承接体制的完备,仍是未知数。 更何况经常项目赤字不断累积,股市自1989年起持续弱势,面临开放的我国股市及经济被比喻为抗体尚未充分形成、难免对病原菌脆弱的人体。 泰国的经验充分印证了这种忧虑绝非杞人忧天。已经开放股市的泰国,去年随着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经历了全球最大幅度的股价暴跌。外国投资者判断泰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将遭受短期内难以恢复的巨大冲击,集中抛售所持股票,本国投资者也随之加入抛售。 结果,泰国的经验清楚说明,在承接体制不完备的情况下开放,可能不是援军,而是引发恐慌的灾祸。 因此,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国股市及经济目前在多大程度上具备了开放的承接体制。 对此的回答只能说多少偏于否定。 首先,政府提出资本市场开放具体蓝图的1988年,与现在在周边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直到1988年,我国经济借助“三低”顺利航行,国际收支维持顺差基调。相反,如今在距开放仅剩6个月的时点上,国际收支丝毫看不出转为顺差基调的迹象,对开放的怀疑反应也随之出现。 正如邻国日本的例子所示,开放的先决条件是国际收支顺差基调的稳固。国际收支持续保持顺差意味着经济在量与质上的成熟,只有到那时才能将开放带来的冲击降至最低。 此外,开放之前股价大幅下跌,把我国的国富以低价让给外国人的不幸已可预见。 1988年公布股市开放中期计划时,普遍乐观地认为开放前综合股价指数至少将达到1200点,但仿佛在嘲笑这一预期,综合股价指数以1989年4月的1007点为最高点,如今已跌至610点上下,跌幅高达约40%。因此,外国人可以比1989年低约40%的价格买入国内股票。 伴随这种长期股价下跌,投资信托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已无法再扮演行情安全阀的角色,被指为“阵前解除武装”。 目前机构投资者持股约24万亿韩元,占上市股票市值的34%,但近来其交易在整体交易规模中的比重仅为6%,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此外,它们实际上已不可能追加买入股票,反而构成潜在卖压,被比喻为我国股市的阿喀琉斯之踵。 除此之外,可谓外国人投资管理最有效方案的金融实名制被搁置,也是一大问题。政府计划通过外国人投资登记制等管理外国人投资,但对借用本国人名义进行交易的借名交易毫无对策。 巴西在资本市场开放前自行制定了颇为严密的外国人投资管理方案,但外国人仍通过借名交易吞并了两三家优质的巴西国内企业,这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启示。 伴随承接体制的不完备,政府对开放的姿态也被批评为草率、即兴。 日本自1967年至1988年历时20余年推进分阶段资本自由化,而我国直到1990年才在政府内部组建“资本市场开放工作小组”,因此被批评对市场开放的应对不够细致。有人指出,在距市场开放仅一年多的时点才着手制定具体方案,难以期待出现能将副作用降至最低的杰作。 因此,近来证券公司虽已按政府的市场开放方案开始纸上演练,但市场开放后究竟能收到多少实效仍是未知数。 另外,也有人指出,资本市场开放正被用作缓解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弃子。 交易所会员权开放便是代表性例子,原本至少三四年内不开放会员权的方针被搁置,如今只需97亿韩元的入会费便可取得会员权。据悉,这一方针变更背后有美国等国无形压力在起作用。 资本市场开放将给我国股市及经济带来重大变化自不待言,而政府的应对却如此失去重心,令人深感忧虑。 无论如何,资本市场开放只剩下6个月。 资本市场开放虽有随外资流入而降低企业筹资成本、提供多样投资机会等积极效果,但在当前条件下,只能突出对外国人上缴国富、热钱流出入引发货币不安等负面侧面。 因此有人指出,在仅剩6个月左右的短时间内,包括通过引导年金基金买入股票来扩大机构比重在内,亟需制定综合而彻底的对策并完善制度,以将开放带来的副作用降至最低。【记者 郑文载】
1991-07-11 | 鄭文載
全面开放时代 毫无准备提前涌来的“外来”浪潮 >7< 开门的“濒死股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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