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采访组> ◇李炳浣(经济部记者) ◇李百万(〃) ◇郭永吉( 〃 ) ◇崔南洙(〃) ◇崔元龙(社会部〃) 六二五战争把光复后被称为敌产的这片土地上的产业设施也化为灰烬。 国内产业基础重新回到原点,变成一片废墟。光复后多少走向稳定的民生经济秩序,也再一次瞬间陷入瘫痪。 6月25日凌晨,接到北韩突袭南侵消息的政府,当天下午2时起在景武台由李承晚总统主持召开紧急国务会议,举行紧急对策会议。 然而当时连北韩南侵的规模和战况都未能准确掌握。 当天紧急国务会议的讨论内容一概未予公布,当天报纸的报道也仅止于“似就伪军非法南侵讨论了今后果断而严正的方针”。 当时的阁僚为:国务总理代理兼国防部长申性模、外务林炳稷、内务白性郁、财务崔淳周、法务李愚益、文教白乐濬、农林尹永善、商工金勋、交通金锡宽、递信张基永、社会许政、保健具永淑、无任所李允荣等。 当天国务会议未能就死守汉城还是放弃作出结论,26日战局发展极为不利,政府于27日凌晨1时左右再次召开深夜紧急国务会议,决定将首都迁至水原。 政府如此手忙脚乱地决定迁都,市民的混乱自不必说,经济界也无暇顾及前后。 所有人都只顾着只身逃出汉城,各种产业设施只能原封不动地留在战火之中。 随着首都依战局由水原→大田→大邱→釜山迁移,沿途的产业设施也全被战火吞没。 到1950年8月,只有位于以洛东江为界的所谓“沃克防线”内的几家小规模生活必需品工厂还在运转,国内生产设施大部分落入人民军手中或被破坏。 战争反复拉锯,至以现停战线为中心开始出现相对平静的1951年8月末,产业设施损失额按账面价值计约为1亿1500万美元。 受损率为建筑及机械设施平均60%,遭受战灾的工厂数占全体的68%。 从各工业部门受损情况看,纺织工业和印刷业损失尤为巨大,受损率分别达67%、75%;机械工业32%、食品工业30%、金属工业26%、化学工业24%、窑业20%因战争而灭失。 其中受到决定性惨祸的部门是棉纺织工业。 六二五之前,棉纺工业拥有纺纱机33万锭、织机1万1300台,是光复后南韩唯一具规模的产业领域,备受瞩目。 然而六二五爆发一年多之后,纱锭有67%即22万锭、织机有47%即5300台被完全破坏。 按企业看,高丽纺织春川工厂、第一纺织汉城工厂、全南纺织汉城工厂及光州工厂、东洋纺织鹤翼工厂、金星纺织、松高实业等所拥有的纺机全部化为灰烬。 另外京城纺织、高丽纺织永登浦工厂、大亚纺织、大田纺织受损80%以上,东洋纺绩仁川工厂受损过半。 在织机方面,全南纺织汉城工厂和第一纺织汉城工厂全部在战火中化为乌有,高丽纺织永登浦工厂、全南纺织汉城工厂其他设施受损60%以上。 免于战争损失的纺织工厂,仅有位于岭南地区的韩国纺织釜山工厂的5万锭、织机1300台和大邱工厂的纺机2万锭。 继以纺织为中心的纤维工业之后,受损最大的部门是化学工业。 油脂工业中,大东油脂受损50%,东洋化学受损20%,此外12家油脂加工厂受损一成以上。 另外在无机化学部门,韩国肥料的设施烧毁过半,北三化学等当时生产化工品的15家工厂及火柴厂等,整体设施的一半至一成以上化为灰烬。 韩国轮胎、理研橡胶等橡胶工业正欲扩张设施、大有作为之际,20多家工厂在战火中遭难。 整体而言,除留在釜山、大邱等岭南部分地区的一些工业设施外,大部分都未能避开战火。 尤其是位于京仁地区和江原道三陟一带的工业设施,先是遭北韩军炮火,其后又遇仁川登陆作战和联合国军空袭,以及中共军介入,接连遭受两三次劫难,大部分只能变成废铁堆或灰烬。 由于各种产业设施遭此破坏,六二五战争期间产业生产活动大幅萎缩,次年1951年的工业生产额骤降至六二五之前1949年水平的52%。 趁战局趋于稳定,部分设施得以修复、生产活动受到鼓励,但1953年停战当时的工业生产仍停留在1949年的87%水平。 在此过程中,作为战时工业设施修复及迁移计划构想出来的,就是济州岛开发计划。 战争在相对平静的局面中因中共军介入而显现长期化前景,政府开始强烈感到必须将主要为京仁地区的产业残存设施疏散到后方,恢复产业生产。 据此,把留在京仁地区的工厂设施迁到未受战火波及的济州岛并使其运转的计划,正是济州岛开发计划。 甚至以出售援助物资所得的对充资金为财源制定了预算计划,但由于济州岛内电力不足、工厂所有者自有资本不足、销路与交通不利等原因进展缓慢,其间战争进入停战,该计划也自然消亡。 六二五并非只破坏了工业设施等残存的产业生产设施。 六二五成为使光复后实施的土地改革归于失败的决定性契机,并成为其后南韩农政失败的根本因素。 1949年实施的土地改革尽管自身存在诸多不足,但通过对土著资本即土地资本的均分,无疑是新的民族资本分配的起点。 然而六二五使农村地区基础在人力和物力上完全被破坏,又带来巨大的通货膨胀,土地改革因此退回到实施之前的原点。 六二五爆发后物价(消费者)一个月内暴涨7倍,其后至1952年9月持续每月20~30%的超级通胀,战争三年间批发物价上涨18倍,汉城零售物价上涨24倍,全国上涨19倍。 因此,1949年起着手的土地改革的基本基础——分配土地分期偿还方针变得毫无用处,政策上的行政力也丧失,土地改革回到了原点。 结果,六二五使土地政策未能切断佃农等封建脉络,还错失了将土地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的良机。 另一方面,战争期间对外贸易在战争爆发初期完全中断,但随着战局陷入胶着,呈现出战时贸易特有的进口激增状态。 1950年的情况是,六二五爆发之际,积压在港湾日方保税仓库的假出口部分被紧急装船,贸易收支出现前所未有的顺差这一异变。 然而从1951年起,出口骤减、进口大幅增加的趋势开始显现。1953年停战后出口规模为4477万美元,而进口则达1亿6135万美元。 当时主要出口品是重石等矿产品和废铁等,主要进口品则是肥料、小麦及各种杂货等清一色的消费品,这也是战时贸易的特征。 韩国战争期间,我国经济包括工业在内大部分产业基础化为废墟或退回原点,遭受巨大劫难,但我国水产业却设定了名为和平线的保护区域。 从宣布海上经济主权这一点看,和平线在其后直至1965年韩日条约消失之前,长期引发两国间的摩擦与纷争。 和平线的正式名称是“关于大韩民国邻接海洋主权的总统宣言”。 它的宣布是在六二五呈现相对平静、板门店停战会谈正在进行的1952年1月18日。 以国务院告示形式宣布的这一总统宣言,主要内容为:▲为使邻接海床上下已知或将来发现的一切自然资源、矿物及水产物得到对国家最有利的保存而行使国家主权;▲处于大韩民国主权与保护之下的水域以四条直线环绕朝鲜半岛。 这条和平线为何在战争中突然出现? 当时担任外务部政务局长、主管此事实务的金东祚在一部回忆录中如此说明。 “和平线问题被推动是在韩日预备会谈召开前不久的1951年8月左右。当时日本的渔船捕捞区域受麦克阿瑟线限制。 那时我方政府和水产业界都有声音说,麦克阿瑟线一旦消失,面对战前最大渔业国日本的渔业技术我们将无力抵挡,是不是应该划一条防线来应对。 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与卞荣泰部长(时任外务部长)一起推动了这个问题。” 和平线的确定考虑了三个方面。 即渔获量规模与渔场宽度、大陆架宽度,以及在韩日间界线上取中间线的原则。 釜山作为临时首都时期突然出现的和平线宣布,在战争之中的国内并未引起特别反响,但在因韩国战争大获其利的当时日本却引发了轰动性的反对反应。 日本舆论把和平线称为李承晚线,称其为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措施,煽动反对舆论,部分极右主义者还在公园竖起“埋葬海盗李承晚”的拱门。 但无论情况如何,在六二五战争之中宣布这样的和平线,对当时薄弱的我国水产业的扶持起了一份作用,其后在韩日会谈中也成为重要的谈判筹码,因此有指出其经济意义也应给予高度评价。 当时李总统宣布和平线后在私下场合说的话,被传为代表当时我国处境的话语。 “我们的百姓天生质朴得像胎块一样。(现在)放在一起较量是竞争不了的。隔开一段时间,不久就能竞争了。问题不在于多得几尺水或几尺地。总得先划下一条线来。” [照片] ◇因炮击而燃烧的汉城永登浦一带工厂区。 [表] ◇六二五造成的各工业受损情况
1991-06-25 | 서울경제
大河实录 韩国经济半世纪 <24> 第一部“黎明的阴影”<自光复至6·25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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