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企业强化竞争力及成长战略的并购(M&A)正日益受到关注。自1986年以来,每年都有5起以上国内企业收购外国企业或受让持股的记录,且规模呈大型化趋势。海外企业收购出于确保生产及销售据点、获取技术、成长为“世界规模”企业、地区分散投资等战略目的,今后仍将持续,待经常项目收支重新实现均衡后将大幅增加。 国内企业间的合并每年也有20起以上,今年随着授信管理制度下主力企业的选定,财阀集团旗下企业间的合并预计将增加,乐喜金星集团石化相关4家公司间的合并已经进行了信息披露。如上所述,国内合并大多为集团内企业间合并,因此与以获取企业支配权为目的的并购性质不同。但今后随着证券公司中介功能的发挥、专业咨询机构的出现,以及我国大企业进入成熟期、国内外竞争加剧,非集团独立企业的收购与合并也将活跃起来。 因此,在当前时点上,有必要对企业并购活动能够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和经济效率的条件,以及与此相关的政府政策进行细致检讨。 在该领域积累了大量经验的发达国家已提出研究结果,表明相当比例的收购与合并对收购方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有调查结果显示,实施过并购计划的企业中三分之二可被归为失败,或留下了将所收购企业的半数以上再度转售的低迷业绩。此外,也有许多统计显示,收购与合并的公布对收购方企业股价平均只有零至2%的微小正面效应。 最重要的失败原因被指为收购非关联业务领域的企业。这应被视为对仅仅为经营多元化而进入非关联领域的警告。哈佛大学的A·钱德勒教授在关于德国、英国及美国近代企业演进的研究中强调,最成功的企业是那些开发并提升“S组织能力”,并将其运用于既有业务领域或密切关联产品领域拓展的企业;与此相对,在不具备组织能力的情况下推进向非关联行业多元化的企业则走向衰落。另有研究结果显示,不具备强大且有竞争力的核心事业的企业,在无法解决既有业务领域问题、反而为回避问题而推进收购与合并时,几乎无例外地以失败告终。 在无法期待经营能力或管理技术的移转、规模经济的实现、管理职能的相互补充等协同效应的情况下,经营者出于自满而推进的收购,以及以替代将剩余现金流向股东分红、纯粹为扩张企业规模而对并购的投资,都将使企业价值下降。此外,因过高评估协同效应而支付过度的收购价格、合并后整合效率不足、过于急躁地推进经营多元化等,也被列为失败的主要原因。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并购活动通过将企业资产移转给最有效率的经营者团队,使经济体内的资源配置更有效率。证券市场的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点。即对收购所引起的被收购企业与收购企业股价变动进行加权平均,结果呈现较大的正值,这意味着企业价值的增加。至于认为这种股价上涨反映的并非价值创造,而是财富由债权人、员工、承包企业、消费者、政府等企业利益相关方向股东的移转这一主张,并未得到实证支持。 因此,政府对并购活动的政策应止步于谋求提升该市场的效率,并应是排除人为诱导或阻碍收购与合并效果的中立性政策。例如,主力企业选定制度可能增加以扩大金融优惠为目的的合并,从而促进行业专业化,但同时也会带来副作用:延缓多元化大企业为提高经营效率而进行的业务分离,助长由非关联事业部构成的低效率巨型企业的出现。此外还应强调,如果行业专业化有助于提升经营效率,那么即便没有政府介入也会自行实现;若并非如此,政府就应止步于寻找并消除阻碍其实现的因素。 政府还应设立机制,防止出于经营效率以外目的而推进的合并。例如,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经营者有动机为自身利益而以不当比率与非上市关联企业推进合并,因此需要强化合并信息披露、披露由信用评级机构测算的合并比率、简化股份收购请求权行使程序等。 此外,当企业内部人将剩余现金流用于并非价值创造而只是扩大企业规模的并购,或回避风险较高但有效率的投资(例如研发)等,进行违背外部股东利益的低效经营时,必须存在能够对此加以制约的市场机制。也就是说,需要提高包括收购与合并、敌意收购、委托书争夺等在内的企业支配权市场的效率,为此应放宽或废除股份大量持有的限制、公开收购的事前申报、资本市场培育法规定的股东查阅权限制等。同时应放宽对证券公司等并购中介机构的规制,即禁止资金支持、禁止办理敌意收购业务等限制,并实现并购业务的自律化。
1991-06-21 | 鄭光善
[寄稿] 企业与政府的并购政策 郑光善(中央大经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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