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06-18 | 孔용배

[名著十分钟]山本明编《传播思想史》与民主主义体制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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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有人善于沟通,也有人不善沟通。但希望自己能更好地沟通,可以说是人人都有的愿望。正是出于传达自己的想法、并借此打动他人的愿望,才产生了"修辞术"(话术或辩论术)这样一门技术或学问。 距今约2500年前,在西方的古典时代,对这种话术的关注就已萌芽。相比之下,日本对修辞术即话术的学术关注并未发展起来。日本对话术产生关注,是到了明治初期议会制度发展的时期。议会上的演说(Speech)引发了这种关注。在对话术产生关注之前的日本,比起话术,反而是关于"写成的文字"的技术,即文体论很早就得到发展,并被极为重视。与此相对照,西方古代社会对作为"写成的文字"的文字语言则不甚重视。 通过文字语言进行的沟通带有单向通行的性质,彼此既不能提问,也不能提出反驳。而且即使对文章存在误解或不当批评,也难以立刻加以说明使人信服。与此相对照,作为"被讲述的话"的对话,相比"写成的话"具备双方通行的性质,提问与反驳都很容易。 西方自古代希腊时代起就能够萌生对话术的学术关注,首先不能不提在雅典实行的民主主义政治体制。当时的雅典,议会(民会)拥有最高权限,因此要推动议会,就必须精通话术。司法制度也是如此。所有事情都通过公开审判处理,因此为了从审判官那里获得有利判决,就需要善于为自己辩护的话术。但最重要的事实是,希腊时代的人们极为重视逻辑。这一点通过柏拉图的"对话篇"也可以得到确认。 希腊人认为,要从"概念"而非现象出发,循着逻辑体系的线索前行,才终能抵达真理。可以说,修辞术就是把这样的真理以具有说服力的方式综合表达出来的手法的集大成。 与希腊人相比,日本人似乎比起逻辑更重视证据。日本人的这种倾向,可以视为解释以逻辑为根据的修辞术为何只能缺席的一个因素。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日本也并非完全没有形成修辞术的机会。相对于传统宗教而引入新的宗教,可以视为为修辞术关注的生成提供了良好条件与机会。因为宗教之间的批评与论争能够唤起对论争术或说服术的关注。 公元前6世纪佛教传入日本,可以说是论争术关注得以萌芽的第一次机会。然而传统宗教与新传入的佛教之间的纷争并未发展为理论之争,而是以暴力纷争告终。镰仓佛教兴盛时期出现的与"法然""日莲"等新兴宗教的纷争是第二次机会,但这同样以背靠体制权力的旧宗教一方的单方面暴力而结束。不仅如此,可以说是第三次机会的江户时代儒学者之间的纷争,也未发展为论争而以镇压收场。就这样,日本未能以理论方式处理意见对立,而是以暴力和镇压加以处理,并由此迎来了近代社会。 日本的君主体制带有强烈的祭祀国家性质,其本身就是宗教。批评这种信仰并将其作为论争话题,只能是禁忌。不仅如此,日本家长式的严格等级结构也排除了批评与论争的可能性,可以说是使修辞术难以生成的条件。 如果说通过与自己的对话而形成的是各人的意见,那么这些意见以碰撞的形态表现出来,便可称为论争。当存在对这种对话、对论争的关注时,对对话术和论争术的学术关注才能萌芽。对对话术和论争术的关注未能萌芽,换个角度看,是因为对对话与论争的必要性缺乏关注,或者其本身就不存在。 真诚的对话,在害怕自己的想法成为反驳对象或批评对象时,是无法形成的。 此外,要真心对话,就必须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不能用古人的见解或权威者的意见来说话。柏拉图之所以不重视作为"用文字写成的话"的文章,也正是这个原因。让自己依赖文章,并不以双方的意见讨论为前提,而且往往不是讲述"在自己内部"思考过的意见,而是依赖权威者的话。因此,一旦依赖文章,"就会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只发展出自以为是智者的错误自负",这也是苏格拉底及其弟子柏拉图的立场。因为他们认为,唯有对话与问答才是通向真理之路。 ◇国内译本=圆光大学出版部刊 摘要:孔龙培(延世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照片] ◇山本明 ▲1931年生于日本 ▲同志社大学社会学系毕业 ▲同志社大学教授 ▲代表著作:《传播思想史》(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