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酷暑开始渐渐显露威势的50年6月25日。 这一天距韩国银行成立日仅过去13天,上午韩国银行总裁具容书与财务部次官金裕泽一同,难得在宗庙度过休息日。 然而久违寻回的忙中偷闲的休息时间很快就被打破了。 大约绕宗庙周边走了一圈的上午11时30分许,韩国银行值班人员气喘吁吁地跑来送来急报。称凌晨北韩开始南侵,紧急国务会议已被召集。 具总裁与金次官听到突如其来的战争爆发消息,急忙赶往景武台,但会议已经结束。具总裁先返回银行,紧急召集干部级人员商讨对策。 6·25爆发后,韩国银行最先面对的问题是存款提取风潮。星期一26日,银行开门之前就已排成长龙的人群,在银行营业开始后仿佛一刻也不能等,纷纷把存款取成现金,场面一片混乱。 提款要求一时蜂拥而至,市中银行的金库很快见底,由此甚至走到了韩国银行不得不供应资金的局面。 仅在6·25爆发第三天的27日,相当于韩国银行已发行货币额10%的61亿圆就从银行流出,情况可想而知。 提款大风潮 政府因提款潮导致经济不安加剧,索性采取紧急措施,将个人可提取的存款限额定为10万圆。 事态急转直下,韩国银行开始为政府放弃汉城的最坏情况做准备。 首要的是把持有的银行券和金银块转移到安全场所,这成为最紧迫的课题。 然而确保运输手段成了难题。 若将银行券全部装入钱柜,多达约2万个箱子,算下来光铁路货车就需要40辆。战时韩国银行独自获得如此大规模的车辆几乎是不可能的。 具总裁亲自两次前往首尔站请求调配货车,却未得到期望的答复。 在这种状况下,纠结的事情开始一点点解开。 27日上午7时左右,负责军需物资管制的金一焕大校(前商工、交通部长)给具总裁打来电话。 “金块是不是得处理一下?” “金大校,请帮帮忙。” “运输问题超出我的权限,请找国防部长直接交涉。” 总裁一通完电话,就急忙去找财务部长崔淳周说明经过,随后又拜访国防部长申性模。 申部长正好在部长室会见美国驻韩大使穆佐和两名天主教神父,具总裁一进门,他就开口说:“总裁,该南下了。部长们都已南下。” 具总裁说:“我的处境有些不同。必须把金银块运出去,可是没有运输手段束手无策,得请军方支援。”申部长随即给宪兵司令官宋尧赞大校打电话,指示协助运送金银块。 宋大校率20名宪兵带一辆卡车抵达韩国银行,是在这天上午10时左右。 没有喘息之机就立即开始金银块的包装作业。战乱之中在街上搬运金块本身极为危险,因此把金银块箱子用白棉布和草袋包裹,伪装成杂物。 就这样装上卡车的金银块,黄金107万钱、白银251万钱,重量约4吨半。这按重量计仅为韩国银行所持金块的17%,但按纯度计则达到80%左右。 此时未能运走的其余金块和194亿圆银行券,后来被人民军劫往北韩。 无论如何,27日下午2时许从汉城出发寻找“藏身处”的金银块,先借军用卡车运至始兴、水原、大田,再由火车运送至镇海。 用军用卡车运送 但战况持续恶化,镇海也无法成为安全避难处,金银块于是踏上横渡太平洋的航海之路。 战争爆发两个多月后的8月1日。金银块与庆州及大邱博物馆收藏的Koogbo40箱、李承晚总统的文件箱8个一同搭乘美国船只,经过漫长旅程后存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这些金银块在55年我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IBRD)时被用作出资金。 韩国银行最初在大田设立临时总部,处理军事资金支援等业务。 韩国银行在大田避难生活不久,就出现了重大问题。 因未能带出汉城总行的银行券,银行券相对于需求严重不足。但也无法在当地印钞,因为造币工厂位于敌占下的汉城。 苦思之后韩国银行找到了“妙招”。那就是在日本印钞并运入国内的方法。 这一方针确定后,具总裁立即向SCAP(战后日本占领盟军司令部,即麦克阿瑟司令部)委托货币发行,SCAP应允,并指示日本政府优先印制韩国银行券。 日本政府据此中止东京近郊造币局印刷厅的其他工作,开始制作韩国银行券,奇妙的是,这成为给战败后极度衰败的日本经济带来韩战特需的首个契机。 50年7月13日。在日本紧急制作的我国最初的韩国银行券抵达釜山。 当时制作的韩国银行券有印有李总统肖像的1000圆券和印有光化门的100圆券两种,一直“存续”到53年2月实行货币改革,为期2年8个月。 共产军进击势不可挡,战线收缩至连接浦项、永川、大邱、昌宁、马山、统营的所谓“沃克防线”,韩国银行于是再次把临时总部从大田迁至釜山。 被日本海关查获 此时发生了大问题。共产军在沃克防线之外的占领地区强制流通名为“人民券”的北韩货币,并大量伪造当时在南韩流通的朝鲜银行券。他们甚至把工作人员渗透到沃克防线以内,散布伪钞,扰乱经济。 政府为收拾这一局面,于8月28日公布总统紧急命令第10号《关于朝鲜银行券流通及兑换的事项》,禁止使用朝鲜银行券,并令其兑换为新发行的韩国银行券。据此韩国银行不惧枪林弹雨的前线,展开货币兑换,在对象朝鲜银行券770亿圆中回收了多达717亿圆的“业绩”。 除战时业务之外,韩国银行在6·25战争进入中期的51年末至52年初,经历了高层更替的阵痛。51年12月18日,具总裁在任约一年半后辞职,随后三个月后的52年3月27日,副总裁张基荣也离开了韩国银行。 作为韩国银行设立功臣的这两人相继中途下车,与所谓“军票事件”有关。 当时以副总裁身份驻东京分行的金镇炯(第三任韩国银行总裁)在Joongang Ilbo连载的《想留下的故事》中如此回忆军票事件。 “当时东京分行的主要业务之一,是把在日本印制的韩国银行券运送到釜山的总行。按规定,前往釜山的船只上须有一名职员随行,最经常承担这项工作的职员是已故的崔秉宇君。 崔君完成现钞运送本应返回的那天,却意外打来电话说被日本海关扣住了。通话内容是,他按总行的命令非正式携带2万4000美元军票入境,被海关发现遭到扣留,请分行出面说明一下。 此事被报纸报道后,国内连李承晚总统都大怒,甚至表示要亲自查明真相。起初东京分行也以为是前去运钞的崔君受个人请托所为,但与总行联系后发现,这是在财务部长崔淳周与副总裁张基荣之间事先谅解下进行的。 从东京分行的立场看,开业初期资金总是不足,而当时日本公然通用美军票。要办正式外汇汇款,还得经过挑剔的李总统批准,十分繁琐,因此利用负责运钞的崔君归途,非正式地送了军票。” 百圆=1圜 51年12月18日,迎来当时的韩国银行首席副总裁金裕泽为新任总裁的韩国银行,推动了自创立以来意义最大的“绝密作业”。 那就是货币改革。 金总裁就此在自己的回忆录《回想65年》中说:“通货膨胀之严重,以致在市场上要用草袋装钱运来运去才能成交,货币价值下跌到如此程度,单从物理层面看也需要根本性对策。 于是白部长(当时财务部长白斗镇)和我反复商议,最终得出结论:既能整理因战争而累积的通货膨胀,又能筹措战灾复兴和产业振兴所需资金的根本且唯一的办法,只有通过货币改革。” 52年10月左右,货币改革方案显露出框架。 内容是把货币名称由原来的圆改为圜,兑换比率定为1圜=100圆。 如今只剩实施时机了。 白财务部长与金总裁为减少杂音,商定避开国会会期并考虑年初平民生活,把D日定在农历正月初的53年2月15日。 就这样,我国最初的货币改革在6·25战争进入尾声的53年2月15日上午0时,以总统紧急命令第13号紧急通货措施断然实行。 因处战时、对一般冲击已变得麻木的普通人,早上一睁眼便目睹了货币更换的“新现实”。 <特别采访组> ◇李炳淙(经济部记者) ◇李百万(同上) ◇郭永吉(同上) ◇崔南洙(同上) ◇崔元龙(社会部同上) [照片]◇我国最初的韩国银行券1000圆券和100圆券。 [照片]◇被毁的韩国银行总行大楼 韩国银行在启航后尚未整理好作为中央银行的面貌,就遭遇6·25,迎来踏上避难之路的命运。照片为6·25战争中被破坏的韩国银行总行大楼。
1991-06-11 | 서울경제
大河实录 韩国经济半世纪<22>第一部"黎明的阴影"<从光复到6·25>韩国银行券战争 18天内在日本首次制作运回百元·千元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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