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06-11 | 嚴鑑永

[圆桌]文化传统与自画像 严鉴永(东西经济研究所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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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每个人都有个性,各国国民也有其特性。它在漫长岁月中培育而成,表现为国民意识、基轴精神乃至民族精神。因此也有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取决于该国的意识水平。 韩民族以弘益人间的崇高建国理念为种子,积累了五千年光辉的文化传统。 “我怎能不爱韩国”——这是大约20年前在联合国观看小天使艺术团演出的各国使节的感叹。汉城奥运会时我国优雅而神秘的艺术演出震撼世界等,虽只是一鳞半爪,却也展示了我国文化、艺术的肥沃程度。 孔子早年也曾留下想到善人聚居的九夷(韩国)去生活的遗言,泰戈尔也曾赞颂我民族为“东方的灯火”“永恒之光”。中国的教育理想是“礼仪”“道德”,在于培养君子。把四方之国都视为蛮夷的他们,若非如此,何以把韩民族称为君子之国、礼义之邦。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自画像已变质成何种模样……“含蓄与坚韧”、劝善惩恶的民族气象与传统价值已下落不明。 正如背离根部的树木会枯死,若失去自我只是模仿他人,性格终将崩坏。外来文化若不十分小心,往往先从其外壳与边缘部分开始传染,如今我们的处境似乎正是如此。 在鸦片战争中觉醒的中国,为接受西洋文明曾开展洋务运动、变法自强运动。但认为必须坚持本国传承的脉统,故标举“东道西器”“中体西用”。 把新加坡带上亚洲四小龙之首的李光耀先生,曾以“东洋精神与西洋技术”为统治理念,并基于道德水平是国家发展基石的信念,从中学二年级起将《论语》纳入课程。 再看日本的情形。明治维新后追求脱亚入欧,但基本战略是把和魂(日本精神)与西才(西洋技术)相结合。日本早年从中国和韩国学习文化与文字,却回避了宦官制度;接受西欧文明,却谢绝(?)了基督教。它吸收儒佛仙,把性理学作为官学的中心思想,而朝鲜时代我们祖先轻视的阳明学、实学领域,则被其升华为殖产兴业与近代化思想。选择性地吸收、同化外来文明,演绎出今日独特合成文化的日本式成功,早已成为世界的研究对象。 物质文明如兔子般奔跑,精神文化却如乌龟缓行乃至倒退。警钟正在敲响:比起优质商品,培养好人更为迫切。有力的主张认为,今后的世纪,决定胜负的将是道德指数而非智能指数,是道德层次而非天然资源。 发掘并净化我们的道德传统,似乎才是新一轮飞跃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