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自治制的基础议会选举刚举行不久,又要举行广域议会选举。而且明年将实施国会议员选举,再下一年还有总统选举在等待。曾一度把选举视同浪费国力之事、认为选举应当回避和拒绝的国家,如今因接连不断的选举而不得安宁。如果认为为提前实现民主化,首先要多做选举练习,那么频繁的选举活动也不能只被视为麻烦。 尽管如此,因选举频繁而令人担忧的,仍是国民经济会否因此受到打击、经济活动会否偏离正常轨道。这可分两个层面来考虑。第一是候选人及支持他们的政党为赢得选举而大肆撒钱所引发的副作用;另一是候选人或政党为赢得选举而滥发竞选承诺,从而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就我国情况而言,无论第一个层面还是第二个层面,都相当程度上属于过度滥发型。竞选期间和竞选费用在形式上设有上限,但几乎无人遵守。无论是否属于事前竞选活动,“最大限度花钱只要赢得选举就行”的信念占据支配地位。因此每到选举,各处便出现金品与宴请横行的腐化现象,选举通胀也必然随之而来。即便在生产部门资金供给拮据的情况下,为选举撒钱、挥霍无度的现象仍照常发生。 不止如此。竞选承诺的滥发,仿佛是促进开发投机的竞争。因不负责任的承诺,国民的期待心理被极度膨胀。如此难免带有通胀性质。目前我们所经历的通胀,也相当程度上可归咎于过去不负责任且勉强的竞选承诺。 当然,严格意义上说,不花钱的选举或不影响经济的竞选承诺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国家都有选举费用,也有竞选承诺的竞争。但也不能说这些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任意进行。归根结底,选举越先进的国家,越确立了严格的比赛规则,越落后的国家则越混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乎仍无法摆脱选举落后国家的范畴。 就我国而言,每到选举时最令人忧虑的是选举通胀。许多国民认为选举结束后通胀必然发生。过去的经验使这种预期显得合理。当然,这是因为历届执政势力在“绝不因选举而交出政权”的前提下,一直采取大肆撒钱的政策。在所有政策都可由政府单方面意志决定的制度下,这并非难事。中立的货币政策之类,根本无从谈起。此时唯一必要的装置,可以说是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制度和金融的自主性。因为只要中央银行确保独立性,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防止选举通胀的副作用。 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过于频繁的选举会成为经济的负担。就我国而言,竞选活动与费用实际上几乎是无限的。由此带来的经济负担实在巨大。候选人须全年经营选区,一有机会就要提供宴请和金品。明知并非可取之事,却又无可奈何。等于是超出必要的资金被非生产性地撒出去。可以说其程度比其他国家严重得多。原因仍在于当选欲望如此强烈。 当选欲望强烈,恐怕是因为我们社会中可见的强烈出人头地欲和官位欲现象。或许选举正是出人头地、获得官位的最快途径。这是借民主选举程序达成官僚式发迹目的的绝好机会。因此选举若做得好便可改变命运,所以必须赢,哪怕花费亿万金也要赢。我们的选举之所以特别花钱、容易沦为腐化、腐败、非法选举,原因也在此。这一点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善。 但也不能说,为满足旺盛的官位需求就应尽可能多办选举、尽可能多造职位。出路仍在于以不降低经济效率的方式达成选举制度的目的。不仅竞选活动本身不应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选举活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也应最小化。首先,因竞选而喧闹浮躁、把选举当作玩乐的风气,似乎值得重新加以反思。
1991-06-11 | 李甲燮
[周二论坛]李甲燮<成均馆大学教授·经济学>选举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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