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校内集体殴打正在上最后一课的郑元植代总理的“年轻知性的悖伦”行为,各界纷纷发出悲痛、愤怒与叹惋之声。 即便不重提君师父一体这一在当今年轻人看来陈腐的道德观,对比他们年长得多的人生前辈、正在授课的老师长、肩负国家治理之责的总理施加种种侮辱与私刑的悖伦举动,仍在整个社会放大了冲击、屈辱与痛楚。 尤其是此次事件发生在谴责暴力政权、要求民主化的言论与行动的延长线上,令人袭来“大学怎会到了这般地步,又将走向何处”的不安与绝望。 一向忌讳批评学生及在野运动圈的知识界人士,也将此次事件定性为“不可容忍的暴行”,主张恢复已经失坠的道德性。 对此次事件的愤怒与叹惋形成的国民共识,虽为整个社会道德性的恢复带来一丝希望,但此时也有必要冷静地追问,今日的大学为何沦落至如此可耻的现实。 首先,问题在于民主化过程中运动圈学生的声音日益高涨,却没有形成能与他们一同思考时代、加以劝导的知性氛围。教授与学生之间因价值观对立而发生争论时,多数教授往往干脆回避,最终出现了遭到殴打、监禁、剃头的事态。当公权力进驻神圣的校园时,有多少教授勇敢地予以阻止;当学生采取极端行动时,又有多少教授紧紧抱住他们加以责备。 学生应以此次事件为自省的契机。时代变了,运动方式也应改变。必须牢记:社会正在逐步民主化,已进入需要警惕过度消费的富裕时代,若一味沉溺于左翼冒险主义式的暴力,只会自取灭亡。 应当以日本为反省之镜:东京大学学生1969年焚烧安田讲堂的事件,导致全年级留级和停止招收新生这一校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态,学生运动由此宣告终结。 此外,学生们作为此次事件起因而提出的、郑代总理任文教部长官时解聘全教组教师的问题,也应清楚记住:被解聘的全教组教师并未教导曾是其弟子的如今的大学生实施这样的暴行。
1991-06-05 | 金仁榮
[记者观察] 总理遇袭 【社会部记者 金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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