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06-04 | 서울경제

[社论] 捉襟见肘的电话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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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企划院为直接接受一般国民关于经济政策的咨询和建议、听取不满,开设了所谓“我们的经济”电话。看上去它似乎把这当成了什么了不得的事。大概是因为这样既能解答国民对经济政策的疑问,又能让人知道政府正努力听取国民的好意见、反映舆论。乍看确是像样的制度和政策。 然而冷静想来,不能不产生疑问:难道政策当局不这样做就无法知道国民的不满是什么、无法解答国民的疑问吗?那么这就意味着,此前政策当局并未准确把握经济政策所面临的课题,也可能说明政府当局一直推行的所谓政策宣传,其低效连这样一通电话都不如。若真如此,为了打通政策当局的耳朵,确实需要一部倾听国民声音的电话,也有必要引入一种以电话安抚、倾听国民疑问与不满的制度。 政策当局究竟通过“我们的经济”电话了解到了什么?据说该电话开通首日受理47件。其中57%是住房难和不动产价格暴涨问题,其次是占11%的物价问题。此外还有对股市低迷、放弃金融实名制、电费上调的责难。这些都是不接这种电话也能知道的、再明显不过的问题与不满。那是很久以来无数人已经呼喊和倾诉过的不满。因此电话不过是再一次予以确认而已。若通过电话所了解到的仅此而已,而为此还专门设置这样的装置,那就等于说过去政策当局并不清楚国民的不满是什么。否则没有理由为了重新了解这些而引入这种装置。无论怎么看,这都不是值得夸耀的事。况且这种做法既不能校正经济政策的方向,也不能使错误政策正当化,那就更是如此。 2 即便没有“我们的经济”电话,国民也完全有权就自己心存疑问的问题直接打电话向政府当局咨询、倾诉不满。可如今却把开通了这条渠道当作夸耀,那既可能意味着此前并无这样的渠道,也等于把再理所当然的事说成什么值得炫耀的成绩。即使不特意宣传有这样的制度,这条渠道本来就理应畅通。既然如此,不该夸耀开通了这条渠道,反倒应当反省此前堵塞这条渠道的过错。 其实有没有这种装置本身并不值得多谈。冷静地说,它本身只是细枝末节的问题。国民的声音能否被更好地听到,并不取决于这种装置的有无。但是,如果这一现象是因为不信任言论界,或者是因为对经济专家的不信任而产生的,那情况就不同了。事实上,只要政策当局一直肯倾听广泛的舆论和专家的声音,政策的试行错误就能减少,也就不必特意搞出这种窘迫的装置。 通过电话直接倾诉不满的方式,容易过于敏感地反映眼前提出的日常性问题。多半是现象性的、皮相的问题把握,而流于其底层的本质问题则容易被置之度外。这或许会带来一种倾向:为了获得眼前的人气,牺牲经济的基本问题也无妨。对于迎合时势的短期人气政策而言,这可能成为再好不过的借口。这不能算是思虑深远的政策制定者之路。 尽管如此,如果引入这种装置还算有些意义,那意义在于它重新明确地告知并使政策当局意识到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事实上,政策当局对我国经济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太不了解。近两年间,房价上涨3倍,股价跌至三分之一,大幅贸易顺差转为巨额逆差,发生了如此巨变,政策当局却未能正确认识事态的严重性,只是反复念着如同梦话般的安定口号。对于不知我国经济如今处于何种境况的政策当局,哪怕通过这种装置加以责难,若当局者能有所醒悟,那也算是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