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06-03 | 韓永壽

[读者专栏] 韩永寿(商工部中小企业政策科长) 培育中小企业自生力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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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与“中小企业问题”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如今我国的情形具有与欧、美、日不同,也与我们过去不同的“特殊性”。以大量生产和大量出口为象征的我国高速增长战略,尽管有诸多“功绩”,却在产业结构方面留下了经济力量集中问题的后遗症。因此,我国的中小企业政策确实一直依据“保护弱者的逻辑”,侧重于治疗这一后遗症。然而自出现贸易顺差的86年以来,中小企业的“结构调整”成为紧迫课题,“必要性(效率性)的逻辑”正逐渐占据位置。 换言之,如今扶助中小企业不是因为它们是弱者,而是因为它们所具有的经济比较优势(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型的专业性等)和社会作用(提供创业机会与创造就业等),因此应当加以培育。最近5年间我国出口总额中中小企业出口比重翻了一番(23%→46%),这一事实直接显示了将引领我国经济走向21世纪的中小企业的成长潜力。事实上,仅从制度层面看,恐怕没有比我国中小企业政策更广泛、更有体系的制度了。问题在于中小企业的自生能力和企业环境(企业伦理、劳动意识、信用惯例等)的水平。 然而我国中小企业仍然存在诸多结构性弱点。中小企业中86%为员工20人以下的企业,约有一半是资产规模1亿韩元(以88年为准)以下的小微企业。 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关系上,目前仍是“竞争”因素多于“合作”,配套供应企业比率也仅为60%的较低水平。此外,中小企业技术、技能人力短缺率高达23%,也是严重问题。 对于中小企业问题,人人都关心,谁都能说上一两句,但没有人能痛快地给予帮助。 第一,由于中小企业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难以保持政策的一贯性与逻辑性,而且始终同时需要“结构性治疗”和“应急处置”。 第二,是中小企业人士的认识与态度问题。对仅为中小企业设立的“特别政策”抱有过高期待或视为当然固然是问题,但如今已到了应当自立阶段的“中坚企业”仍刻意把自己压低为“中小企业”的“谦让”(?),导致本应归于无法自立的中小企业的那块“蛋糕”份额减少,这也是问题。 第三,是政府内部政策目标之间的优先顺序问题。货币管理、扩大市场开放、首都圈人口疏散,以及近来的信贷管理放宽和行业专业化,没有一项政策目标不重要,但从“专为中小企业”政策的主管者立场看,有时确实会觉得这些是“绊脚石”。 中小企业是全体国民的企业,是国家生存本身。要把中小企业培育成90年代经济发展的主角,需要政府与企业的协同努力以及角色分担。既然中小企业领域并非开放化的治外法权地带,就应逐步培育企业的自生能力。如今必须明确区分政府直接要做的事(Faire)、引导企业去做的事(Faire Faire)以及交由企业自己处理的事(Laissez-faire)。 尽管如此,重要的是政府为培育中小企业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中小企业政策应当是逻辑与热情的“合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