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时常听到有人说环境处过于超前。 如果这是指在容易安于无事平稳的公务员社会中追求先进行政,那倒是好事,但实际透出的意味却大不相同。 因为这听起来像是其他部门的讥讽:洛东江苯酚事件后社会对环境的关注大幅升温,环境处便匆忙发布了一些并未充分经过部门间协商的政策。 苯酚事件后在缺乏明确财源保障的情况下滥发的环境领域各类投资计划,以及最近宣布以自然保护为名将国土约14%划为绝对绿地的方针等,都属于这一范畴。 环境处更进一步,于23日宣布将从1995年起全面禁止新制造使用柴油的1吨以下小型车辆,例如面包车、货车、吉普等,令汽车业界如捅了蜂窝般沸腾。 汽车业界人士的询问自然接连涌向各媒体和环境处。 主管部门商工部也面露不悦。其立场是,政府可以强化尾气标准,但禁止特定发动机的制造则难以接受。正如一位相关人士解释称环境处的发布“终究只是环境处的立场”,几乎可以确定这一发布将只停留在方针层面。 近来环境处的地位问题频被提及。在工业化过程中对环境的考量一再被推到后面,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环境污染国,由此看来,认为应增强环境处力量的观点确实颇具说服力。 一直在部门间较量中感到力不从心的环境处,在环境重要性进一步升温的社会氛围中,想借舆论之力强行推进此前未能解决的难题,这种心情也可以理解。 而这对国民的健康生活而言也可能是正确的。 但问题在于,所发布的政策究竟有多少可行性和合理性。 如果起初对此考虑不足,草率发布只会助长不信任。令人担忧的是,在期待苯酚事件使我国环境政策迎来转折的国民眼中,环境处会不会被看作伊索寓言中那个“放羊的孩子”。
1991-05-31 | 金炳秀
[记者之眼]“放羊的孩子”【社会部记者金炳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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