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美采访时令人疑惑的一点是,背负巨额外债的国家为何不好好进行外汇管理,或干脆彻底放弃。 上世纪80年代初一度是发展中国家第四大外债国的韩国,某知名人士私自携带20万美元出境一事都曾引起轩然大波,至少在表面上实行了严格的外汇管理,形成极大对比。 因此,携带美元到南美旅行的外国人,不会遭遇入境时须申报超过一定金额的外币,或出境时只能按入境时兑换的金额换回美元等麻烦。 当然,巴西的情况有所不同。结束圣保罗采访后,想把剩下的一大笔巴西货币在机场银行换成美元,银行职员却要求出示美元兑换收据。 面对束手无策的记者,银行职员热情地指点说,去机场航站楼入口的搬运工(黑市美元商)那里问题就能解决。结果,巴西的外汇管理法规也形同虚设。 南美国家自50年代起长期受国际收支赤字困扰,却并未对国民持有和流通美元施加太大管制。原因在于其已被彻底纳入美国经济影响圈,加之国民对美元偏好极高,实际上无法管控。 随后在70年代,相当多的南美国家实行了金融与资本自由化,使外汇和外国资本能够自由进出。换言之,即向外国开放了金融与资本市场。因此,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外汇管制正式消失。 70年代初,智利、乌拉圭、阿根廷等南美3国增长率下滑、物价飞涨,国际收支赤字激增,陷入全面经济危机。此时,具有说服力地打入这些国家当时执政的军政权内部的,正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的经济学家群体“芝加哥小子”。 他们判断经济危机是此前推行的进口替代增长战略和各种管控政策导致资源配置扭曲的结果,并推行了尊重市场经济原理的各类经济政策。于是,在为稳定物价、削减国际收支赤字而实施金融财政紧缩政策的同时,也推行了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等旨在通过有效资源配置实现长期经济发展的开放政策。 智利自74年起迅速推进取消进口数量限制、降低关税等进口开放,以及金融机构民营化、利率自由化等金融自由化。但由于担忧海外资本流入导致货币超发、通胀加剧,资本市场开放一再推迟。 然而,与开放政策同时实施的紧缩政策带来了物价未能明显受控而景气萎缩的副作用。因此,1978年经济稳定的政策工具由利率等转向了汇率。做法是预先公布汇率贬值幅度,并逐步缩小贬值幅度,以降低国民的通胀预期心理。 为提高这一汇率政策的效果,自79年起分阶段放宽了对资本交易的管制。随之在82年甚至允许引进短期资本,智利的资本自由化告以完成。 智利推行的这类自由化政策在相近时期也在阿根廷、乌拉圭实施,只是这两国的特点是金融与资本自由化先于贸易自由化推进。 然而当地专家指出,南美3国推行的金融与资本自由化,结果是失远大于得。 初期一度看似成功,军政权甚至将其作为自身政绩加以宣扬。但越到后来,芝加哥小子的预想越是落空。 首先,作为物价稳定政策关键的汇率贬值预告制就存在问题。为降低通胀预期心理,人为地把汇率调整到低于国内外物价差的水平,结果形成本币被高估→出口竞争力弱化→经常项目赤字扩大→外资引进增加→通胀加剧的恶性循环。 尤其是资本自由化在加剧这一恶性循环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因为涌入的海外资本规模巨大,远超弥补经常项目赤字所需。 这类投机性资金蜂拥而入的最大原因在于,在放任国内金融市场结构性问题的情况下草率实行利率自由化,导致国内利率过度上升。 在此情形下,80年代初汇率政策上的混乱、国内金融市场不安等叠加,海外资本流入急剧减少,南美3国终于陷入极其严重的外债危机。结果,雄心勃勃推进的金融与资本自由化以失败告终,只给经济留下了巨大创伤。 多数经济学家指出,在恶性通胀、国际收支赤字累积、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备等国内经济条件尚未成熟的南美,金融与资本自由化从一开始就等于注定失败。
[照片] ◇70年代在国内经济条件尚未成熟之际,南美各国断然实行的金融与资本自由化只给经济留下了巨大伤痕。图为世界知名银行纷纷进驻的圣保罗金融中心保利斯塔大街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