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借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主张,经济既是手段,就应服从于政治。况且政治决定是基于一人一票的民主决定,而经济(市场)决定是基于一元一票的金权支配式决定,因此理应由政治居于优位。但此时需要一个严格的条件,即如孔子所言,政必须为正。背离正道、沦为派争的政治若践踏经济逻辑,其结果只有毁灭。 政争挫伤经济活动意愿、政治败坏经济的说法之正确,也可由色彩各异的四位企划院长官在同一政治舞台上奔走而犯下同样错误得到证明。不过现在让我们不以人为中心,而以政策课题为中心,来看看被政治牺牲的经济逻辑带来的灾难。 金融紧缩就要放松财政,财政紧缩就要放松金融,经济才能运转、才能透气。而财政是对民富的征用,越少越好;况且在政府经济力压倒民间经济力的现实中,财政紧缩加金融宽松优于其反面。尽管如此,第六共和国三年间(88~90年)财政膨胀率年均达26%,大大高于M2增长率(19%)和经常价格GNP增长率(17%)。政治随意花费并非自己的钱、而是百姓的钱,却把百姓花自己的钱称为过度消费,总统与历届副总理齐声谴责,这是贼反荷杖。奇怪的是,苦口指出财政膨胀是最大物价上涨因素的学者甚少;但只要政治不为正道作出最低限度的节支努力,经济稳定就不可能实现。 据报道,关于第六共和国有无改革意志,部分教授与学生之间存在意见分歧。笔者断言,第六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改革意志。其例证便是金融实名制的销声匿迹。金融实名制是实现经济正义的必要措施,其实施在技术上极为简单。然而未能实行,并非财阀之过,而是政治之过。财阀虽因受政治压制而反对,但正常的企业利润已足够可观,与政治资金交换的特惠也几乎消失,除一两家不正当的财阀外,并无非要反对的理由。 因金融实名制而受到打击的阶层,只是没有正当收入来源的政治,而且如水西事件所示,仅是部分腐败的政界。因此,自第五共和国以来经济官僚虽强力推动,却每次都因政治反对而失败。方向上问题颇多,但改革意志与领导力甚强、且对金融实名制始终执着的前总统全斗焕都未能做到的金融实名制,原本就无改革意志的第六共和国无法做到,实属理所当然。韩国经济本可干净、稳固地打好根基的机会,正因政治的黑手而被堵塞。 土地问题亦然。如今的高物价与人性荒废源于地价暴涨及由此带来的房地产价格暴涨,这一点无人能否认。如今任何薪水族仅凭工资,即便一生不吃不喝地储蓄,也无法置产。无法拥有作为恒产基础的住房,正是失去恒心的根本原因,过度消费与反社会行为也由此而生。 唯一的对策,是废除土地私有以消除地价,仅以地租(使用费)调节土地供求,从而大幅降低土地成本。然而由于惧怕拥有土地的富裕阶层(5%的人口占有全国土地的65%)流出的黑钱,政治连土地公有都不敢设想,甚至连土地公概念研究委员会拟定的小市民式妥协方案都未能切实实施。 公寓价格暴涨,只有在使销售价格现实化、消除投机利差时才会平息。经济学者出身的前建设部长官朴昇为实践这一逻辑,提出了销售价格现实化构想。若政治予以支持,投机会消失,借助近来这样的供给增加,价格也会下跌。然而害怕手术、想用创可贴掩盖脓肿的第六共和国式稳定政策与政治逻辑,换来的只是长官免职,以及名为公寓价格现实化、实为小幅上调的防跌装置,而非促跌装置。 大米问题是经济因政治而被牺牲的另一例证。1990年人均大米国内供给(=生产)为127公斤,80~89年年均为131公斤。相比1980年日本人均大米消费量79公斤、1986年台湾消费量85公斤,这是惊人的过度消费。 要在狭小的土地上提高粮食自给率,就应把大米消费减至适当水平,将农地转用于其他谷物生产。然而只考虑农村选票、不考虑农家经济与国民生活的政治,却施压要求增加过剩大米的生产收购,并一心谋划促进大米消费之策。若在水利不完善的水田上以适当价格合同生产大豆、玉米等,并相应减少大米生产,其边际生产成本下降,竞争力便会提高,只要伴以品种改良,应对市场开放压力的能力也会增强。同时杂粮进口量减少,自给率提高,贸易收支也会改善。尽管如此,无识不正的政治逻辑却同时耽误了农民和国民经济。 经济本来是服务于政治的手段。但当政治不正时,就应把经济从政治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其按自身逻辑运行。若因政治摇晃而使经济摇晃,那么不仅是政治,一切人类活动都将失去其物质基础,走上共灭之路。
1991-05-14 | 林鍾哲
[周二论坛] 政治毁经济 林钟哲<首尔大教授·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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